也许真的是朱翊钧发菩提心，尝试解决溺婴问题获得了福报。万历七年年底，庄静嘉梅开二度，终于为皇帝生了嫡长子，因怕夭折，暂时未起名但给了一个洛郡王的封号。

皇长子兼嫡子的诞生竟然没有直接封亲王，也给宗室改革的相关方做了榜样。至于皇帝继承的问题，朱翊钧评估了本时空自己的身体，认为暂时不着急。而且，这个问题要在帝国实施政体改革的时候一并解决。朱翊钧判断，将来少不了一番龙争虎斗。

洛郡王的诞生，朱翊钧没有大赦天下，仅接了众臣和各藩国的贺表、礼物，并颁下赏赐予以祝贺。并下诏对于日后赦免的条件进行了规定：

除两宫太后和皇帝身体有恙，需要大赦予以祈福之外，其余册封皇后、诞生皇子，设立太子等情况，朝廷将不再大赦天下。

按照皇帝给两宫的承诺，在皇后确认怀孕后，朱翊钧开始让后宫嫔妃雨露均沾。因为医学院已经研究明白女子怀孕与生理期之间的关系，后宫尚仪局对皇帝所御嫔妃做了相应的安排，结果出乎意料的好。

不到三个月，宜妃被诊断出喜脉。随后捷报频传，王昭妃、张端嫔、李敬嫔、陈淑嫔先后怀孕，让两宫太后以为活在梦中。

朱翊钧一改孝宗以后皇室子嗣艰难的颓势，天下臣民大多欢欣鼓舞。尤其勋贵众臣见皇帝如此能干，无不喜动颜色贺表雪片似来。

历朝历代，皇帝的家的子嗣都不仅仅是私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天下能否稳定，太平能否持续的头等大事。因此，一个具有很强生育能力的皇帝是很值得表扬和鼓励的，而朱翊钧一口气让这么多妃嫔怀上龙种，简直是皇中表率，帝中精英。

万历八年初，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并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方案。总理内阁大臣张居正请旨，朱翊钧允准，在全国推开一条鞭法。

在变法之初，张居正就指出，一条鞭法的顺利推行取决于清丈土地和重新编户的成果。

万历六年开始的全国清丈和编户，在朱翊钧的大力支持下，以严刑峻法为约束，终于在万历七年年底全面完成。

本次清丈和编户，共在全国清出新增土地九百万顷，是原时空清丈成果的三倍全国人口统计数最终落在一亿六千九百万，比原时空多出近一半。

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其实与朱翊钧掌权后几年来有意识的消除相关阻力分不开。

对于清丈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朱翊钧并未像原时空的万历那般，让张居正抱着“破家沉族”、“力竭而死”的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毅力来与天下为敌。

在对全国进行了阶级分析和政治势力详细调研的基础上，朱翊钧几年来先是在江南打击士族，以“松江奴变”为引子，对过度占有土地和隐瞒户口的士族进行了严厉打击。

以徐阶为代表的江南缙绅，被皇帝一连串的手段打的晕头转向，而且报纸的兴起，更是剥夺了缙绅在士林清流中的话语权，让他们的抵抗完全没有掀起浪花。

而皇帝和张文明的先后遇刺，更是给朱翊钧强力清理、压制缙绅以正当性和口实。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南北缙绅，对于朝廷清丈的诏旨，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接受程度完全出乎张居正的预料。

而对于勋贵占地和隐瞒户口，朱翊钧则采取了赎买的办法。盐场拍卖，以土地换积分的政策，将勋贵的土地收割大半。随后，朱翊钧放风勋贵，让其中大地主将注意力放到海贸上，以英国公为代表的勋贵又吐出了大量的土地。

对于最难啃的宗室，朱翊钧利用宗室改革，大棒加胡萝卜一起上，土地问题解决的也相对较好。

这三方，就是原时空对清丈和一条鞭法抵触最强烈的三股政治势力。被朱翊钧一番操作后，清丈工作开展的非常顺滑就算其中有一些杂音和抵抗，也是局部问题，并未引起全局的波动。对于这些小问题，张居正手段齐出，给安排的明明白白。

在朱翊钧看来，开启了殖民地模式的大明，人地矛盾将来会得到极大缓解。至于现在为什么不更进一步跨到“乡绅一体纳粮”，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方面，经过测算，在全面清丈和编户之后，朝廷全面加强了士人免税额度的管理力度，“乡绅一体纳粮”所增加的赋税寥寥无几，与朝廷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完全不成正比。

其次，“乡绅一体纳粮”主要是在朝廷管理效能低下的情况下，用一刀切的方式收税。这与朱翊钧将来用免税手段调节社会管理的目的相悖。而且更重要的是，本时空的一条鞭法其实已经比原时空进步士人的免税是以退税的形式实现的，也就是他们先交了赋税，然后朝廷按照其免税额度予以返还。

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政策好像是脱裤子放屁，本时空除了王国光等寥寥几人外，几乎没人看得懂这是什么神操作好像除了增加基层工作量之外，没有什么用处。

但税务处长出身的朱翊钧深知，这绝非多此一举。先交税后退税的政策，最主要的功能是将“赋税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