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就叫货担郎，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卖东西，这一集体就叫敲糖帮。他们头脑灵活，做生意活泛。当时物资匮乏，小到一颗鸡蛋，都可以以物易物交换，等攒到数量多了就在当地卖掉。举个例子，当年江西老百姓需要针线纽扣生活日用品，但是手上却没有钱，货担郎就叫人用鸡蛋换，比如一个鸡蛋在江西价值1毛钱，一盒针线价值2毛钱，货担郎就用一盒针线换2个鸡蛋。这2个鸡蛋从江西挑回浙江出售，浙江本地一个鸡蛋售价1毛5，2个鸡蛋就是3毛，多出的1毛就等于是一盒针线的利润。等鸡蛋攒够一定数量后，货担郎一次性出售，获利更丰。

当地货担郎就是这样一分一厘的起家，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当地从上世纪十年代开始允许农民摆摊做生意，最初是从别人手里拿货卖，其中有一款货卖的好了，自己就开个小作坊仿制，全家老少齐上阵。再往后做个几年生意好了，规模大了就开始租工业区的标准厂房，请师傅，请技术人员，请工人来做。再往后企业规模再扩大，就招些管理人员，像厂长，行政，品质，仓管，会计，业务之类的办公室管理人员，到这一时期工厂工人招工数量呈几何数增长，由原来的二三十人到七十人，再到二三百人，再到五六百人。

当然本地也有几家几千人的规模企业，是当地政府大力扶持的产业龙头企业。这种大企业逼近是少数，更多的是像盖大龙所在的这种小微企业，小型工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一百人左右的工厂，而他就是这个百人工厂里的百夫长。

别看当地企业规模不大，不及广东那边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工厂，但正是成千上万的此类微小企业生产的几十万种小商品畅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全球买家来此地采购，常驻当地的外商大概有20万人左右。来自五湖四海的买手聚集在此地，徜徉在小商品的海洋世界里。

盖大龙到这座城市已经10年，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又陌生这里的一切。熟悉的是前店后厂这种经营模式，陌生的是从小到大这种致富方法。

初到这座城市，盖大龙每天早上6点到批发市场去，那里人来人往，销往全国各地的服装，床上用品从这里发出，每一个摊位人头攒动，吆喝声，讲价声，一声高过一声。摊主，店员，顾客，搬运工，各色人物都在忙碌，一翻热火朝天的场景。

下午到国际商贸城，商城里有各色皮肤的外国客商在商城店铺里选购自己的商品，店铺里传出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汉语翻译的讨价还价声，坐镇店面的老板娘熟练的按着计算器和老外谈生意。

店面的订单接下后，就会传回工厂，工厂根据订单安排生产，产品做好后，客户指派人来验货，之后就是业务员联系客户和货代公司、外贸公司定船期，排柜子。出货时数量多的可以装整柜的，货柜大挂车直接开到厂里装柜，数量少需要拼柜的六送到客户指定的外贸仓库。

对这种运营模式，盖大龙是清楚的，他也是怀揣着工厂梦想来此处打工。心想着自己先给别人打工，慢慢的学到技术，有了客户订单，自己开加工厂，自己当老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做了10多年，盖大龙终于活成当初自己讨厌的那个样子。

在这个产业链条顶端的是老板，收获最大的利润，接下来的是买手和外贸业务员，他们是仅次于老板的收益者。他们往往一个单的提成就可以当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计件工资。

盖大龙和众多的产业工人一样处在这个产业链的最底端，因为他们不懂英语，不懂外贸流程和方法，不懂世界贸易规则，说到底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他们在这条外贸这条产业链上从事简单的生产制造工作，终年做着单调的，机械的，不断重复的动作，从事繁重，繁杂枯燥的工作，收入却是最低的。

以操作工为例子，大部分工厂都实行计件工资，老板往往把工价单价压到最低，工价一般是以厘，分，角，元为单位，一个单品工价相差一厘，一个工人干一天做一万个单品工价就差10元，做手工制品的产量一天都在2万以上，那一天工资就相差20元。所以工人希望单价尽量的高，老板希望单价尽可能的底，这对矛盾属于敏感话题，往往关系到一个工厂的稳定。

一旦劳资双方单价议定好了之后，工人们就会加足马力去做。工人想着一天多做一点多赚一点，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正常上班时间，最多可达15，16个小时。工人牺牲自己休息时间来计件干活的这个过程，老板是很少看到的。老板都是月底看工资报表的。工人工资越高，老板心里越有想法，就想降低单价，这对矛盾从开始那一刻起就存在，只到一年生产任务结束。

有开明的老板认为员工计件工资越多越好，计件工资高说明产量高。但也有的老板，一看工人工资高了，一个月达到六七千，七千了，甚至于上万了，他们就觉得是单价定高了，就要降单价，员工一听老板要降单价都纷纷辞工。这样工厂人员就不稳定，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