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还没进家门，守喜已经坐上了“大黄河”。县里的工作可不敢耽误，这几年正是好时光，一月挣得钱比在地里一季儿挣得还多。这个秋天，锦程并未感觉到累，虽说守喜多年没傍地边儿，谈不上是庄稼能手，但是有个男人在地里给自己帮帮手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嘞，锦程感到满足。之前的几年，娃儿还小，拔个草也不得安生，背一个抱着一个。这种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还算个啥呢？儿子长大了，放在地头让自己玩耍，饿了篮子里放着几根面托油条，儿子还算听话，玩累了就躺在小毯子上睡觉。知足常乐，是锦程从他爹那学来了经验。接下来的活她一个人能干的动，翻晒花生，太阳出来摊开，太阳落下时拢在一起。直到花生摸起来没有水分，再拿起来在耳边晃一晃，如果能晃动了，花生里边呼啦呼响就说明该入仓了。这些活儿儿子也能帮得上忙，稚嫩的小脚趟得有模有样。

到了傍晚，锦程满意地看着拢好的花生，白花花地躺在地上，约莫着再有一天的功夫就能装袋子进仓，正如广播里说的那样——日子越过越红火。之前一瓶子油能吃上一年嘞，这么多花生能吃上多少年呀，以后炒菜可以多放点油嘞。正在锦程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时，从院门外冲进来几个人。“你是赵锦程吧？”说话的是个满脸胡子的中年人，约莫着有四五十岁，他的身后跟着几个年纪稍微小点的男人，这么多男人冲进院子，着实把锦程吓了一跳。她吃惊地问：“你们干嘛？”。“我们是镇计生队的，你该结扎了”大胡子说完就向后挥了挥手。几个青年跳过来就要拽锦程。看到这样场景，儿子放声大哭。锦程明白了来人的用意，冷静地说“别吓着孩子，俺把孩子带走”

“带孩子咋……？”大胡子身后的“地包天”囔囔着鼻子说。

“去镇上咋着也得路过东头吧，俺把孩子放在俺娘家”锦程挣脱开青年的束缚领着儿子进了屋。简单收拾了一下，锦程抱着女儿领着儿子跟在“计生办”后边走着。一般情况下，按照常理，生过孩子后半年内去结扎就行，出现晚上到家里来抓人的情况原因只有一个——有人告并且说了超了期。至于谁告她，现在去思索个这也没有过多的意思，锦程心想。

九十年代的计生政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只生一个好”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守喜正是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到了三十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按照老人们的说法，到孙子那一辈正好跟人家差一代人。守喜这一代人，正面临着计生工作的风云变幻。很多头一胎是女儿的家庭在女儿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做足了准备，他们知道接下来即将上演——逃亡之路，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几千年积淀下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并成一条线——无论如何得要个男孩。很多没有躲好的母亲被“计生队”抓住送到镇上流了产。回来的时候，房屋也被在“猫鼠斗”的过程中坍塌了。如果从这里算的话我们的锦程是幸运的，在东躲西藏中生下了女儿。在女儿落地的那一瞬间，一年的压力、苦闷都随着女儿的哭声消散在空气中。

生活正是这样，社会的每次大的变革都会创造或者失去一些东西，这是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去研究的事情，作为老百姓没有那么多的高度，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得与失。

在对社会的懵懂认识和对人生的思考中，锦程被揪着送到了一间病房。病房里挤满了人，里边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锦程被门口的人推着后背硬塞进屋子。肉与肉的碰撞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力。锦程死死地贴在门上，双腿像是陷入了深深的泥潭，动弹不得。一间房里约莫挤着有四五十人，年龄不差上下，二三十岁。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焦虑的神情。呆滞的眼睛瞪着咯咯吱吱响的门，她们知道，门开了，她们当中的一个将要被带到对面的屋里划开肚皮。

“求求恁了，让俺再生一个，俺还冇个小子嘞，不能绝了后呀”门外传来男人的祈求声。

看门男人无动于衷，似乎看惯了在外等待的这些男人们的伎俩。屋内，女人似乎听到了男人的求情声，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哭泣的是个挺着大肚子的中年妇女，看样子应该有四十岁，这个年龄应该有几个孩子了，只是少个“棒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同情别人，他们都一样的命运。

赵锦程从病房出来已经下午三四点，脸色苍白，浑身被汗水浸透，麻药劲儿早已经过去，她感到天旋地转。从出病房门的那一刻起，她的心就凉透了，从门口拥挤的男人们找寻不到他的身影。算了，也许他太忙了，锦程心想。她从挤在门前等待自己女人出来的男人中间挤出一条路。她捂着肚子一步挨着一步跨上自行车，想要去蹬，腿怎么也够不着脚蹬，她慢慢地将自行车倾斜，将腿放下来，又将脚蹬推到最高处，咬着牙往前一用劲儿，车子歪歪扭扭动起来。两条腿好像和那个刚刚缝合的刀口连接着，每一脚踩下去伤口都像是要裂开。一路上，汗水淋湿了整个车子。

捎信的人回来说，守喜在那忙呢，这点小手术，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