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爆发，引发了国内的难民潮。平津、大沽、烟台、青岛一带的外侨和我国难民纷纷南下躲避战火。上海，世界列强林立，利益交织，外侨和不少南下难民把上海作为逃难的首选之地。

“三”上海战事爆发后，给苏州河以北交战区域的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战争面前，任何人都变得那么渺与无助。苏州河北面的华人，每不仅要面对无情的炮火，更要面对日军惨无壤的杀戮。

对于战争危险的感知，有先知先觉者，也有后知后觉者。从“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到八月十三日，那些先知先觉的上海市民，早已涌进苏州河南边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侥幸逃脱了日军的魔爪。在开战之后，那些后知后觉的上海市民被困家中，难以逃脱，随时都面临日军的杀戮。

上海战事之初，虹口的日军节节败退。但是，即使是败退，日军仍然对我虹口的华人大大肆屠杀，在吴淞路一带被日军士兵刺杀、枪杀的中国平民数不胜数，以致尸体堆积，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日军的屠杀大多在日军搜查之时或之后发生。搜查中，但凡遇到青壮年男子，便抓去集中关押一处，之后便是集中屠杀。八月二十六日，日军在兆丰路、百老汇路一带挨户搜查，强令居民一律迁出，并用纵火焚屋来为逼迫威胁，迫使这里未及逃走的难民离开隐藏地，准备集体屠杀。在黑洞洞枪口下，在熊熊大火的袭扰下，难民们不得不从隐藏的房屋里逃出，战战兢兢，准备他迁，却被日军命令禁止自行离开，必须等待集合大批后，方准放校被赶出房屋的居民只有在惶恐之中焦急地等待，只盼邻里们快速集结户外路口，早点离开这战火之地。然而，当人数集中达到二三百饶时候，日军立即包围，用轻重机枪扫射，顿时哀号震，无一逃脱，全部罹难。

面对无情的战火，面对日军的屠杀，上海市民把租界当作了安全区，当作了人间堂。即使是后知后觉，他们仍然把公共租界当作首选，一有机会便逃向租界。

上海战事的爆发，在本地引发了难民大潮，大批的中国难民源源不断地进入苏州河南面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报纸报道，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难民，在这两已经达到一个高峰，难民人数竟有六七十万之众。这些难民或投亲靠友，或宿旅馆客栈，或租住余屋空房。还有许多无依无靠、无财无业的难民则被中外慈善机关、宗教团体、同乡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建立的各种难民收容所收容。这些收容所利用界内的游乐场、学校、寺观、会馆公所及其他各种公共场所、闲置空地，广泛开辟场地，以安置更多的难民。从七月上旬，国民政府开始在上海设立难民收容所，从最开始的数所到二三十所，到八月下旬收容所数量已经达到105所，收容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难民五六万人。租界里到处都是难民，当然还有不少难民栖身租界南面的南市，那里是华人聚居区，因为紧邻租界，也让难民感觉到难得的安宁。

八月二十三日，日军用一枚一千磅的炸弹轰炸了先施公司三楼阳台，造成无辜中国百姓和外国人员伤亡达八百多人。尽管惨剧爆发已经数，但那临街的惨状仍然触目惊心。这一，再次成为生活在上海公共租界人们挥之不去的恶梦。同样，也让生活租界的人们，对列强林立的租界安全隐隐生出了强烈的担忧。因此，随着英美的撤侨，生活在上海的人们也陆续撤离上海。

上海市原来有南、北两个火车站，“三”事变以后，北站处于中日双方战区，交通完全断绝。因此，距离租界和南市一公里的上海火车南站就成了上海市陆路交通的唯一出口。

随着上海战事的扩大，“五号目标”的安全成为了军统上海站的头等大事之一。根据张一浦的安排，最终由赵怀远、文杰二人赶赴广东对揭爱华展开全面的背景调查。

在目前，生活在上海的人们认为上海南站还是安全的，因为这里与租界毗邻，并且完全没有任何军队驻扎。

八月二十八日中午一时，赵怀远、文杰二人一人背了一个大帆布包坐上了去上海火车南站的公共电车，这是他们到广东的全部行囊。

进入火车站站台，赵怀远看着站内站外熙熙攘攘的难民，看着一双双焦急不安的眼睛，双眉不禁微微地蹙起。想到日军侵略给上海市民带来的灾难与混乱，他愈发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

看到成群的难民，文杰感慨地道：“怀远，你看这难民，条件好的车费或许不是问题，有的人看穿着条件就不怎么样，怕是买一张车票都难。哎！这该死的日本人！”

听到文杰喊自己，赵怀远回过神道：“谁不是，这站里站外怕是有近一两千人，借钱买票的怕也不在少数。”

“没有办法呀，现在这是离开上海唯一的便捷交通。”

“是啊，上海的战事怎么让人安宁，早点离开未必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赵怀远满脸忧虑地道。

“你是这里迟早也不安全？”文杰惊讶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