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泽停顿了一下,让台下的听众有时间消化。
“我们可以和西方文学做一个对比。
西方现代主义的终点,很多时候走向的是个体的孤独、荒诞和虚无。
这不是说它不好,这是他们历史进程的产物。
而我们,完全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土壤里,走出另一条路。
同样写个体,但我们的个体,连接着家庭、社会与国家。
同样有责任,有共情,有一种扎根于人间的温暖。
我称之为人间性。”
“这,正是我们可以为世界文学,贡献出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台下鸦雀无声,连前排的几位老先生,都拿起了笔,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那么,具体的路该怎么走?我想,大概有三条。”
陆泽伸出三根手指,台下所有听众几乎是同时拿起了笔,准备记录。
“第一条,守住中国的根,才能获得世界的尊重。
我们要写真正的中国生活,写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节奏。
不要去刻意模仿那种翻译腔,不要为了显得洋气,就把自己的话说明白的能力给丢了。
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有它自己的韵律和美感。”
“第二条,用现代的意识,重新照亮我们的传统。
寻根,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不是把古人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出来。
而是要用我们新时期的思想视野,去重新理解我们的乡土、家族、历史和文化。
用今天的眼睛,去看昨天的故事,这样才能发现新的价值。”
“第三条,在人类共同的命题上,发出中国的声音。
苦难、救赎、爱、孤独、正义、记忆,这些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和困境。
我们中国的作家,完全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故事,去探讨这些宏大的命题。
一个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关于宽恕的故事,同样可以感动一个纽约的读者。
因为,人性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中国故事,完全可以成为人类故事的一部分。”
讲到这里,陆泽的目光再次扫过全场,他的声音变得沉稳。他知道,这次北上的讲座该收尾了。
“最后,我想谈谈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使命。”
“我们这一代作家,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巨大关口。
我们的身后,是几千年的文明积淀。我们的面前,是一个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的世界。”
“我们不必再仰视西方,把他们的标准奉为圭臬。
我们也不必退回故纸堆,在泛黄的典籍里逃避现实。”
“我们要做的,是站稳脚下这片中国的土地,然后,面向整个人类。”
“我们要用我们的笔,让世界知道:中国文学,不只是来自东方的异域风景,不只是几声来自遥远过去的沉重叹息。它更是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一份不可缺少的精神答案。”
话音落下,整个大礼堂静得落针可闻。
几秒钟后,巨大的掌声,从礼堂的每一个角落同时爆发,汇成一股声浪,几乎要掀翻屋顶。
学生们站了起来,用力地鼓掌,他们的脸上,是激动,是振奋。
前排的几位领导和作协副主席,也在热烈地鼓掌,他们的眼神里,又赞许,也有些意味莫名的东西。
而坐在中间的那几位学术泰斗,梁漱溟和冯友兰两位老先生,也缓缓地站起身,带着一丝微笑,轻轻地拍着手。
他们的掌声不重,却代表着一种来自中国学界老一辈大师的认可。
讲座彻底落幕。
陆泽刚走下讲台,就被鲁院院长唐因一把拉住,他满脸红光,激动得声音都有点抖。
“陆泽,你小子,你可真是……真是给我们鲁院长脸了!”唐因拍着他的肩膀,力气大得像是要给他拍散架。
“讲得好!太好了!我跟你说,刚才梁漱溟老先生和冯友兰老先生托我给你带个话,他们正在办那个‘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想请你也过去讲一堂。”
这话一出,周围还没散去的几个鲁院老师都倒吸一口凉气。
那可是眼下京城文化界最顶级的场子,能上去讲课的,不是国宝级的宿儒,就是学界公认的大家。陆泽这才二十四岁,要是真去了,那可就创了记录了。
陆泽心里不动神色,面上却赶忙摆手,一脸诚恳地对唐因说:“唐院长,您可别开我玩笑了。
梁老和冯老那是太抬举我了,我哪有那个资格啊。
我这点东西,跟同学们交流交流还行,拿到那种场合,在各位泰山北斗面前,那不是班门弄斧嘛。
不行不行,这事您千万得帮我回绝了,就说我学问浅薄,在传统文化方面实在造诣有限,还得回去多读几年书才敢出来见人。“
他这话说得谦虚,态度却很坚决。
主要他还是觉得自己资历太浅,要知道这第一届的讲习班讲师包括了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金克木、侯仁之、李泽厚、汤一介、庞朴等十九位著名学者,海外来的也有杜维明、陈鼓应、成中英等人。
更加重要的是,陆泽对于他们所讲授的传统文化与哲学,或者可以更直接的称之为“新儒家”那一套并不太感冒。
不是说陆泽反对“新儒家”,他也承认这一流派的历史贡献。
嗡嗡嗡以后传统尽毁,是他们把儒家从“批判对象”变回了“研究对象”,让当时的知识分子相信,中国文化不是包袱,也能走向现代,为后来的文化自信埋下了最早的种子。
但局限也很明显。
这一套东西太偏重哲学和心性修养,说白了,就是有点“书斋里的文化救国”的意思,跟魏晋时期的“清谈”差不多。
道德修养推不出民主制度,传统也推不出现代法治,与现实的政治经济结构有些脱节。
这些话陆泽当然不会跟任何人说,但他心里清楚,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去了也讲不到一块儿去。
唐因见他态度坚决,虽然觉得可惜,但也理解年轻人的顾虑,只好答应帮他回话。
接下来的两天,陆泽彻底成了京城的大忙人。
各家高校的讲课邀请雪片似的飞来,各路媒体杂志的记者更是想尽办法堵他采访,都被他一一婉拒了。
到了周日下午,他终于跳上了返回沪上的火车,心里长舒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