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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为了钱，为了财政。

朱常洛已经把框架都搭好了，此时他看着叶向高，凝重地说道：“宰执，这是朕需要放下心来的最后一件大事！此事能商议妥当，中枢和地方在财政、人事等诸多方面上下一心，推行之时万民称善，才谈得上商议国宪，自此后君臣共治约为堂堂正正国之体制！”

叶向高心情激动，弯腰道：“臣知轻重！这回大明一京三都十九省，自各省总督之下，各府知府，千余知州知县共赴大政会议。巡考组虽是以巡考为民赴诸省大考官吏，但也遵执政院之命调研入微。大政会议之前，他们都会出具报告。再经商议，务求诸税种、税率合乎地方实情，中枢、地方皆得其便。”

朱常洛点了点头：“也不必刻意议得万世之法，能管上十年二十年，一段时间内稳定已是难得。时易世易，变法永无止步之日。无非此次较之前是大变动，要慎重一些。”

叶向高很有信心：“银号、国库既设，输运既畅，钱法既行，赋税旧制之弊已有革新基础。除此外，吏治则要拜托进贤院、鉴察院督促了。”

“愿共佐圣天子，成此伟业。”

朱常洛看他们都很期待“为天子立宪条，君臣共治为国体”的那天，他不介意，只要事情能成。

大明实行实物税，有开国之初不得已的情由，也受困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再之后，便是历朝历代的老毛病：治国要依靠士绅，便要优待士绅。学而优则仕，官员队伍里虽有理想主义者，但既然天家本身也是视国为私产，又凭什么去指责官吏们的私心？

所以久而久之，总体上大家都蛀国。虽偶有王安石、张居正这种强人出现，最终也不过治标不治本。

这治本之策，本就要触及天子、触及天家之利。

现在朱常洛肯面对这个问题，改革至少没了最难以面对的难题。大义之下，官绅家私利难道还比得过天家之利？

大家尽可找别的法子来妥协，譬如官吏待遇，譬如新的机会。

总而言之，这次大政会议是要以新税制为主题，商讨出新的平衡之道来。

官与民的利益平衡之道，朝廷和地方的利益平衡之道。

所以说一切都是为了钱，变法就是变利益分配。

而大明可分配的利益一共有多少呢？

过去，大明赋税制度里的大头总是田赋，是实物的粮食。

在金银的兑换比例里，是一两银子四石粮。

一条鞭法之后，许多地方正赋、科则，确实能以银两计数。只不过小民所得毕竟只是粮，要换银子，受一道粮商盘剥；要交银子，受一道火耗盘剥；要解送入仓入库，受一道运耗盘剥。

以万历六年为例，实际征收得到的田赋总量为两千六百六十万石余，但老百姓实际交上去的远高于这个数字，而中枢所得岁入却远没有这么多。

泰昌朝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因为并没有改田赋旧制，但只凭厉行优免就已经能够实征四千两百余万石，远高于永乐年间三千一百余万石的峰值。

原因无他：大明这么多年，腹地总体是太平的，至少没有大规模战乱。新垦田土，岂是明初时能比？无非是仁宣之后，优免和隐田越来越多罢了。

而田赋这正税之外，虽然朱常洛有了昌明号、宗明号等收入来源之后免除了岁办等，地方科则收入也减少了不少摊牌，但对外贸易方面和厉行商税之下，岁入银两也比张居正当政时期的四五百万两多了很多，已经是一千一百多万两。

任谁都会认为：相较过去一年两千余万石、岁入二三百万两的水平，如今的泰昌朝已经不知要好多少了，要不然如何能支撑得起这北征东征南征？

然而与疆域“狭小”的宋朝比起来呢？

宋初，财政收入约在两千余万缗，那时一缗便是一千文铜钱，此前大明一两银子大约能兑六七百文好的制钱。

细算起来，宋初这财政收入已经比大明此前那两千多万石粮、二三百万两银要多了。虽然真算实际粮价，大明收入可能更高一些。但元丰年间，宋朝岁入已经有六千多万缗。到了南迁后，绍兴初年虽然一度只有三千余万缗，可到绍兴末年就已经有八千多万缗，淳祐年间更是到了一亿两千万缗以上。

这当然有盘剥更严重而大明则遵祖制田赋比例低、定额征收的原因，但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税赋潜力很大，而且至少宋朝岁入是能统计进来并且增长的，不像大明，财政收入峰值出现在永乐年间。

现在，大明也不必像宋朝那样往死里盘剥，把财政收入搞到每年数以亿两的级别，但至少也可以借鉴长处。

譬如商税方面。

经过秋冬大集之后与地方的斗争，再有之前皇帝从徽商等大盐商入手开始改革盐政，这几年岁入实银暴增就有盐政收入的功劳。

但与宋朝相比又算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