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据点三十余处，基本上已经牢牢锁住了大西洋通往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要冲。

每年，途径南非地区的海船数以百计，而所需要的补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量。那些停靠补给的商船最需要补充的食物，越来越多的是鲜肉、活羊和活牛，而不是一般的农产品。因为新鲜蔬菜和水果在热带洋面上极易腐烂而不能多带、多储存，而谷物和酒类等商品一般是在价格最低廉的口岸采购，而不会平白耗费太多的金银，在价格相对昂贵的南非各港口采购。

在近十余年来，平均每年的泊于南非各个港口的商船多达一百二十余艘，仅活羊一项每年就需供应近一万只。此外，上岸休整的旅客和住在港口的商人和当地居民也会消费大量肉类。

供应如此规模市场的大批牛羊从哪里来?

荷兰人的开普殖民据点，在最早时期，是由当地经营牧业的科尹人提供的。而齐国人的各个港口据点所需的牛羊，则来自周边半农半牧的班图人和科萨人。

在南非地区，一般而言，牲畜数量会成为当地土着衡量社会财富的标准，成为他们社会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论是荷属开普殖民地附近的科尹人，还是齐国控制地境内的班图人，都十分爱惜牲畜，除祭祀用牲畜外，一般不常宰食，为维持牲畜繁殖，也不愿过多地出售牲口。

当地土着把剩余牲畜同外国人交换，只是为了满足生活上和生产上必要的需求，比如换取铜、铁金属，还有日常所需的衣物、香料、酒类，因而对荷兰人和齐国人所提供的奢侈物、玻璃珠子等稀罕玩意的需求量有限。

但是，对那些到来的殖民者而言，与当地土着进行牲畜交易是完全是一项一本万利的生意。收购一只羊仅需支付给土着人五十克烟叶和两百克铜丝，或者两把小刀，即使是收购一头牛也只不过支付三百克烟叶或者几大把香料，约值2块汉洲银元，而转手卖给那些补充物资的商船，则售价高达1215块汉洲银元，净赚500%—600%的利润。

在南非地区殖的荷兰人和齐国人为了最大限度掠夺附近土着部落的牲畜，采取一切卑鄙手段，以摧残人的身心的烈性酒和烟草，诱骗从未接触过烟酒的土着人上瘾，使烈酒和烟草成为土着人大批消耗的奢侈品。这些外来者通过这些“交换手段”，从土着人手中攫得大批牲畜。

在开普半岛附近地区的科尹人部落的牲畜开始迅速减少。到了最近几年，这种交换“贸易”变成了东印度公司对科尹部落的“索贡”行动。这使得科尹部落想方设法逃避与荷兰人的牲口交易，部落头人一见白人到来，就会把牲畜藏起来或赶进深山。

随着科尹人牲畜资源枯竭，荷兰人一边向邻近的齐国殖民据点大量采购牲畜，一边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对科尹人部落直接采用劫掠方法，抢夺牲畜。

荷兰人组织的“牲畜贸易远征队”从开普出发，携带火器，进入内地山区和草原，摇身一变成了杀人越货的匪帮，烧寨子、抢牲口、那个什么妇人，无恶不作。

而公司有时发动的掠牲战争规模比私商大得多，每当荷兰的回程船队停泊桌湾港口，市面牲畜一时供不应求，船队无法起锚时，公司远征队往往会窜入内地，抢劫牲口供应船舶。

东印度公司的竭泽而渔的贸易手段，加上公司和私商的武力劫掠，双管齐下，最大限度地吮吸科尹人的牲畜资源。

科尹人牲畜资源一年比一年枯竭，以致经常不能把一部分性畜作为必要储备留在生产过程中，从而使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牲畜是科尹人维系部落社会结构的重要纽带，牲畜的逐渐丧失既使科尹社会日益贫穷，又使部落组织濒于瓦解。当一个部落的牲畜被榨干后，公司和私商就转向另外一些部落

到目前为止，开普半岛附近100公里范围的科尹人部落几乎丧失了全部牲畜。科尹部落丧失了整片士地，也就丧失了恢复牧区经济的一线希望，丧失了畜群的科尹人无以为生，日益贫困，逐渐从部落中游离出来，青壮男子流落到开普殖民地社会加入劳动力行列。许多科尹妇女生活无着，被迫成为白人的“泄欲工具”。

相较于荷属开普殖民地，控制范围不过方圆一百公里，不仅土着部落人口稀少，而且牲畜资源也趋于枯竭，而齐国所据有的数十座沿海和内陆据点，却控制了不下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辖内土着部落数以千计，所能获取的牲畜资源自然也是极为丰富的。

为此，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能充分供应往来船只的肉食补给需求，每年都要从齐属南非殖民据点，大量购买牛羊鸡鸭等活物，有力地拉动了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

卓良洪等一行二十多人，就是趁着夏天南非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夏天农闲时节，纠集在一起，深入内地山区和草原，寻找当地土着，与之交易牲畜，然后再转手倒卖给那些停靠休整的过往商船，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