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课堂论文，王永兴先生帮忙投稿给《文史哲》；第二篇是写故宫学的，我现在故宫编辑部实习，负责院刊审核工作，恰好是院刊复刊后的第一辑，就刘北汜先生就把它刊登在上面；前段时间唐兰先生逝世了，高铭、周一良两位先生就让我写一篇关于唐兰先生学术史的文章，打算刊登在故宫院刊下一期，不过因为是季刊，还没有发表。”

陈老师疑惑，“怎么没有考古相关的啊？”

梁钊韬却说，“考古相关的文章，他在河宕遗址实习的时候，就写了两篇了。一篇发表在《文物》一篇发表在《考古》，研究生阶段，能够发那么多文章，放在一般人的身上都可以提前毕业了。”

两位老师恍然。

苏亦说，“我是碰巧，而且都是习作，不成体系，当不得真，佛教考古我只是初窥门径，水平差得很远。”

这些都是实话，他连石窟寺现场都没去过，没有参与考古调查发掘测量编写报告，连入门都不算，在佛教考古方面，他是新人菜鸟。

想提前毕业是不可能的。

梁钊韬笑道，“我想这个方面，宿白先生肯定是不担心的。也就你才研一，不然，他在把你放到外面去了。”

说着，他问，“小苏，你平时关注咱们国内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吗？”

苏亦回答，“关注，不过主要是关注西南民族方面的，确切来说，主要以云南为主。”

他只是随口一问，却没想到苏亦还真有所关注，不仅有些好奇，“都看过什么书或者文章。”

“乱看，不成系统，一开始是看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后来又看了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不少他关于暹罗更名与西南边疆危机的论述文章，以及一些顾颉刚跟傅斯年关于暹罗问题的文章。”

“再加上，我之前研究东洋史学，鸟居龙藏对湘西、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ng、东北少数民族，包括台湾高山族的调查资料也都看了一些，甚至，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发表的资料也看，但看得不是很细致。”

“杨志成先生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也在看，主要是为了了解，不做深入分析，此外，江应樑先生的《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僰夷的家庭组织与婚姻制度》《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生活文化》等论文和著作也都看，基本上都是囫囵吞枣的看一遍，都不太成系统。”

听到这话，杨老师跟陈老师哈哈大笑。

指着苏亦说，“你个小家伙，滑头得很。”

其他几人不明就里，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吴宗麟傻傻地问，“两位老师，这里面有什么说头的吗？”

杨老师望着陈老师说，“老陈，要不，你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陈老师笑着说，“苏亦说他看的书，不成系统，瞎看，其实不是的，他的看书的文献资料都很有体系的。几乎围绕着咱们中大师生对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来说的。”

“你们知道，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咱们中大曾经西迁到云南办学的历史吧？”

大家点头，中大人，肯定不会陌生。

西南联大西迁昆明的故事家喻户晓。

但中大西迁云南，从1939年3月到1940年8月，终于在云南澄江复课，这事，所知者甚少。

“估计这就是苏亦小子研究云南民族学的原因。”

“比如，他说顾颉刚先生，1927年，中大筹备成立史语所，由顾颉刚发起，并于同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成立伊始，便出版了“西南民族专号”，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了“西南民族”的概念。”

“1928年，中大史语所正式成立，下设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组。研究所成立伊始，就以“对两粤和西南的民族进行研究，以直接观察方法进行实地调查”为目的，进行了几次重要的民族社会文化调查，甚至傅斯年还派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黎光明往川边作民物学调查。”

“这个方面，都可以结合鸟居龙藏和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来分析，前者是曰本学者，后者也是欧美学者为主，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说外国人说了算，咱们国家也必须要有学者跟进。”

众人恍然。

没想到苏亦想那么多，还看了那么多资料。

接着陈老师又说，“至于杨志成先生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

当然，不用。

梁钊韬先生的研究生导师。

当年中大人类学部的负责人。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大人类学就是杨先生一手拉起来的。

陈老师接着说，“杨先生之前在云南的调查，直接被评价为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的田野考察，中国人类学史上的成年礼仪等厚誉，他的作品是必读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