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毕业以后，杨鹤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任见习研究员。

这些年，导师粱钊韬却希望其回来。

于是，1977年5月，杨鹤书回广州博物馆工作，1978年7月起，才到中大任讲师。

而陈老师则叫陈启新，跟杨鹤书一样，都是梁钊韬的研究生。

1977年7月17日，他接到梁钊韬先生来函，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回母校工作。

为了把他调回中大当老师，梁钊韬教授可以说是大费周章。

他是恢复高考之后，梁钊韬教授才打算调他回中大教书。

结果，他当时已经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了。

当时，单位根本就不放人。

为加快他的调动步伐，梁钊韬先生不但给他写了十多封信，而且向学校和省领导写了报告。

到了最后，他所在的单位才同意上面分配一个本科生把他换回中大。

几经周折，陈启新于翌年秋调回中大历史系。

而梁钊韬教授之所以着急把自己两位爱徒调回中大，就是为了编写教材《中国民族学概论》。

跟让苏亦意外的是，这两位老师也都认识他。

其中，杨老师说，“上个月，我们到首都，原本梁先生还打算去北大看望你，结果，你们北大的李仰松先生说你去长春开会，不然，我们就能见到面了。”

这话让苏亦意外不已，“之前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所以我就跟学校的高铭、邹恒两位先生参会，没想到跟梁先生你们错过了，太遗憾了。”

陈老师搭话，“苏亦，老师都在家里等你好一会了，你们再不来，老师都要给你们美院打电话了。”

梁钊韬笑，“别听你们两位师兄瞎说，是他们知道你今天过来，特意过来见你的。”

苏亦还没说话，周雅琴就说，“哇，苏亦你太有面子了，让陈老师跟杨老师特意过来见你。”

陈老师说，“就是想见一见，不当我们小师弟的天才是什么模样的。”

杨老师也说，“看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汗！

尴尬了。

难不成这是审判大会？

怎么感觉有点像当初他拒绝苏秉琦先生的时候，俞老师见他的场面。

见到他抹汗的模样，屋内众人，纷纷大笑，气氛好不欢乐。

接下来就是闲聊。

苏亦也知道，梁钊韬先生跟两位师兄去首都所为何事。

杨老师说，“去年冬，梁先生与我和你们陈老师三人，带着准备好的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社科院民族所和中民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都心有余悸。”

这个时候，苏亦恰好在长春，也都差不多待半个月的时间，完美错过了。

至于为何要上京开座谈会，这就跟民族学在国内的尴尬状况有关了。

苏亦不陌生，可以说他很清楚民族学在1978年前为何会面临这么尴尬的状况。

毕竟，他前世读博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民族考古。

然而，他清楚，其他人却不清楚。

吴宗麟都好奇问为什么。

杨老师说，“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雪区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

这一出来，吴宗麟几人就更蒙圈了。

杨老师刚想继续说，梁先生就摆手，“先不要跟同学们说这些，这种问题，我们这些师长来处理就行了，同学们不需要过早介入这些问题。”

于是，杨老师也就没说了。

开始关系大家的学业。

这方面苏亦代劳，统一回答。

“他们四个都在准备考研。”

梁先生三人都满是诧异。

“可以啊，大家都很有冲劲嘛，要加油。”

就连梁钊韬望向沈明，也夸奖道，“小沈不错，都工作了，还打算继续深造，未来大有可为。”

还问他打算报哪位老师，如果没有联系好导师的话，他可以帮忙联系。

沈明欲言又止，最终认命了。

“嗯，学习方面要向苏亦看齐，报考志愿方面就不用了，不能再报北大了。”

梁先生的话说完，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他又问苏亦，“听说你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

苏亦认识说，“不是很多，只有三篇。之前写了一篇关于隋唐史的，对比一下唐武宗跟朗达玛灭佛之间的异同，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