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外，也开始从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去论述他们的价值。

虽然有点早，没有相应的一带一路政策做背景，也没有什么申遗的需要，但这些事情，还是尽量提升它们的文化高度，不然，没啥人重视。

写完文章，其余的就没他什么事情。

接下来的两天，苏亦就开始去找初中同学玩耍。

不要以为一个心理年龄三十多岁的大叔跟高一学生玩耍很无聊。

其实不无聊。

小朋友挺有趣的。

跟北大心高气傲的学生不一样，他的初中同学没有人跟他一样变态，直接考研。

大家都老老实实读高中。

唯一改变的是，不少人都把北大当成目标院校，苏亦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反正大家有目标就行。

跟初中同学瞎玩两天之后，苏亦就跟随着父母返回广州。

一到广州，苏亦就更忙了。

这里都是需要拜访的长辈。

第一个就是师公关山月，去省画院家属拜年的时候，关老还问他什么时候去敦煌，还嘱咐他，有机会去敦煌的时候，不要只顾着埋头考古，也要拿起画笔，这是他们“岭南画派”的传统不能忘掉。

显然，关老已经把他列入画派当中的一员了。

苏亦能怎么办？

当然是答应下来了。

敦煌这样的艺术圣地，每去一次都是赚。

除了关老，他还要去省博家属院拜访杨式挺先生。

这一次拜访，杨先生就问他寒假能不能空出一些时间帮忙整理河宕遗址的资料，发掘报告还没有编写完毕。

此外，石峡遗址的发掘报告也打算要整理编写，他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

这话，让苏亦很意外，“这么快吗？石峡遗址的发掘都已经全部收尾了？”

他印象中石峡遗址的发掘报告《石峡遗址——1973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时间一直拖得很晚。

一直到1998年，杨式挺、曹子钧、朱非素和李子文四位先生才开始编写的。

这书一直到2014年才出版。

当时，该报告还获得在郑州举办的中国考古学会大会的金鼎奖。

前世，他读的第一份发掘报告就是这本。

结果，现在才79年，杨先生就告诉他，要开始整理资料编写报告了。

整整提前了快20年的时间啊。

速度这么快吗？

啥原因催促的？

结果，杨式挺先生告诉他，“去年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石峡遗址就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从1972年冬，在石峡梯田里发现陶器、石器和红烧土块。1973年底至1978年底经过三次发掘，揭露面积3666平方米，清理不同时期墓葬座。发现灰坑、柱洞、灶坑、红烧土、房基等文化遗存，为研究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特征、年代、分期及与其他有关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典型实物资料。同时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峡文化与长江中下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吸收遗留下痕迹。但是这些重大意义，不能光靠我们说，必须要有发掘报告出来，以前是没有条件，现在改放了，这事也是时候提上日程了。”

说到这，杨先生笑了，“其实这事也怪你，之前你在河宕遗址参与编写资料，让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编写大大加快进度。这样一来，就刺激到石峡遗址工作组了，甚至省博领导觉得河宕遗址这么晚发掘，报告都快要编写出来了，石峡遗址这么重大的遗址，发掘这么多年，报告的进度却比河宕遗址还晚，这不应该。”

“而且，你之前的河宕遗址的表现得到王局长以及省管委会相关领导的一只肯定，因此，领导们也想让我们的发掘成果早点展示出来。”

敢情是自己的乱入，改变了历史走向。

这也是好事。

虽然有领导好大喜功的元素。

但，这真是好事。

一般来说，一个遗址的发掘到发掘报告出来经历的时间周期，大部分都是十年起步。

甚至更久的，几十年没出来也正常。

就算是建国后第一部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白沙宋墓》也从发掘到出版差不多也要6年的时间。

当然编写跟出版不是一回事。

比如后世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从编写完成到出版，中间就间隔了35年。一直到侯先生去世，机缘巧合之下，才能出版。

但不管如何，石峡遗址的报告编写工作进度提前这么早，都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杨先生就要带他去认识朱非素先生了。

朱非素先生是北考古大61届毕业生，跟北大李伯谦先生是同班同学，比杨先生晚三届，是省博考古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