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这一年正好是古埃及罗塞塔石发现一百年，因此，学界认为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更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没有一部世界科学史书不记载罗塞塔石的发现，一部没有偏见的世界科学史书也都会记载甲骨文的发现，因为它们对世界的影响确实太大了。

而甲骨文发现的最大意义，则是证明了商超的存在。

让全世界都没法质疑。

也让当时的史学界走出了疑古派的影响。

因为发现甲骨文，继而有殷墟的发现。

那么甲骨文的发现，怎么使得学界走出疑古思潮呢？

这个方面，就涉及到苏亦的老本行了。

中国考古学术史，李济先生肯定是灵魂人物。

当年，李济、傅斯年他们的学派成立史语所考古组的时候，就极力反对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竭尽全力的推翻顾颉刚的认知。

因为李济先生认为，爱国主义者就不能疑古。

因此，当时以史语所为首的学派，对王国维先生的极为推崇。

他虽然没有做过考古，却从甲骨文中推测出商王世系表，也让国内的学者认为考古学可以在重建上古史方面可以继续做出更加伟大的突破，以正式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实际上，中国考古后来的发现，也证明的王国维先生是走在极为正确的道路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王国维先生在学界的地位会如此之高的原因。

甚至他的“二重证据法”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创举。

这种情况下，殷墟的发掘，就是对疑古学派最大的冲击。

也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催生了古文字学的四大分支之一甲骨学研究（另外三大分支：青铜器和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

而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甲骨，是继殷墟以来，最为重要的带字甲骨发现。

这些周原甲骨的发现，可以说打破了学界一直以来的谈甲骨必言商的固有认知，

因此，发掘领队之一，徐锡台做报告的时候，充满了激动。

他跟高铭先生是北大的同班同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陕西考古所，后来被并入省文管会。

一直在从事着一线考古工作。

几年前，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还曾经带着北大的学生到秦阿房宫遗址考古实习，就是他接待安排的。

这些年，没少跟北大的师生合作。

因此，高铭先生带着苏亦去拜访他的时候，直接对苏亦开后门，把出土的甲骨文拓片给他苏亦观看，后无保留。

这种新出土的一手资料，还没有完全发表，不要太原生态，几乎还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对于与会学者来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见到周原出土的带字甲骨资料。

现场之热闹，可想而知。

徐的报告，内有一节是《奇字》说，“约七八片，又有个铜甗也有这类奇字”。

就有人问，张政烺先生是什么字？

张先生，一时半会也说并处。

因此，第二天，大家就开始撺掇张政烺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

谁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大，辈分又高，而且脾气还好，让他讲两句，就真的讲两句了。

于是，在学术史上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就诞生了。

张政烺先生也开始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

张先生，手中没有输，也没有什么准备。讲的并不算台深入。

他说，“铜器铭文钟钟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周原卜甲六个数字是重卦（六十四卦），周易钟老阴少阴都是阴，老阳少阳都是阳，数字虽然繁琐，只是阴阳二字，

而这个发言，也给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之中留下几位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时候，周原甲骨还不能称之为广义的“周原甲骨”，还只能称为“凤雏甲骨”。

又因为其出土于周人故地，自然会让大家联想到“文王演周易”的传说(见《史记·日者列传》、《汉书志上》等书)。

而张政烺先生这次发言，也是从这个话题开始的。

他是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转写，希望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

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学者大部分人的赞同。

嗯，这个是后来的说法。

真实情况是，大家都是懵逼。

关于张先生“数字卦”的阐述。

大部分都听不懂。

也不能说听不懂，听懂了，却也不是全部都认同。

其实，在外国学者看来，国内的学者，只要发掘出来甲骨看到有符号的，就拼命的往文字上套，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