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近两百件，玉石器(有不少精致绝伦的)竟超件。出土器物在bj展出后，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妇好墓的发掘者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

两者互相成就，让妇好墓的故事更加传奇。

当然，这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李先生的文章中来，他写这篇文章，得出一个结论：

“历组卜辞其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是同一个人，确定了这一点，就把关于“妇好”墓年代的一些争论问题消除了。”

那么真的可以消除争论吗？

自然是不可能的。

李先生这个文章一出来，基本上就没啥人认同。

首先张政烺先生就不认同。

由妇好墓带出了长期以来被董作宾分为第四期历组卜辞中的“妇好”人物，一下子，就让这个问题成为甲骨学术史上最为激烈的断代分期争论。

会议上，因为ah博物馆的女学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一下子，就使得李先生遭受围攻。

好吧，用围攻这个词来形容不合适，但确实争议很大。

大家普遍不认同这个观点。

也就只有这个年轻的女学者，以及浙****的一位年轻学者支撑。

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位未来，肯定会受到李先生的关注。

如果是投机取巧之辈，混上去，声援李先生，说不定就赚取人情分了。

苏亦对此倒没发表什么意见。藲夿尛裞網

他很清楚，李先生这个分法，不能说全错，但也不合适。

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方法。

很长时间一来，大家都遵从这个分期方法。

然而，70年代以后，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

到了后来，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

“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理论。

但是一个理论，从开始到成为经典，是需要时间检验以及大量的试错的。

人家年轻女学者，可以写这种小文章，那么苏亦呢？

至于他，主要是打酱油的。

他是真的打酱油，写了一篇关于《何尊铭文新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有些后人的见解，跟唐兰先生也是一脉相承，中规中矩，没啥好说的。

也没啥新意。

更不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观点，引起巨大的争议。

高铭、邹恒两位先生也不意外，都直到他开学就做了一场“宅兹中国”的报告，知道他对何尊铭文，有深入研究。

高铭先生也鼓励他望这个方面探究。

毕竟合作虽然是六十年代发现的，但真的火爆学术界也是七十年代，75年到京参展以后，才被学者广泛关注加以研究。

他关于合作铭文的重新解读，更多是对其背后历史的考释而非铭文上，在铭文上，唐兰张政烺马承源几位先生已经做到极致了，他能继续的并不多。

他的文章就是打酱油。

在古文字方面，他基础确实不行，不想投机取巧，获得关注，主要是没有这个必要。

他是过来刷脸的，打酱油无所谓。

那么邹先生呢？

某种意义来说，也是。

因为邹恒先生做了关于先周文化的相关报告，却没有专门去考释某个甲骨文或者铭文。

为什么邹恒先生会特意做相关报告呢？

因为周原遗址开挖了。

从1976年开始，陕西文管会，北大，西大考古系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查明，宫殿建筑（或宗庙）的遗址分布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

1977年，在凤雏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了17万片卜骨和卜甲，其中多是卜甲。在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最多者30字。

这是一个巨大的考古发现。

也是本次的研讨会研究的重点之一。

有了邹先生的铺垫，然后由陕西文管会的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作为亲自发掘这批资料的徐锡台先生用了近十年时间，潜心研究，著成《周原甲骨文综述》）。

李学勤先生说过，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9年被王懿荣在bj见到了甲骨以后，之前民间的发现，都不算，因为那只是发现甲骨，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认知的“甲骨文”。

他甚至还说，建议大家不要太相信王懿荣因疟疾买龙骨而发现甲骨文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尽可信，王懿荣的几个儿子也没有提到过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