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良先生。

老人在一起聊天，就容易回顾往事。

然后勉励小辈，好好学习。

甚至，得知苏亦他们去跟启功先生求字的时候，老先生也突然来雅兴，让他研墨。

然后给他题字。

这一举动，让苏亦乐坏了。

原来张先生的书法极好，尤其是小篆。

知道启功先生跟苏亦写劝学诗，他特意写了张载的横渠四句。

霸气。

写完不过瘾。

还没完，还用小篆写了一幅字帖。

“求古寻论，散虑逍遥。”

一下子，让苏亦想到了清代邓石如的《千字文》。

提完字以后，他还开玩笑道，“就我这个书法，跟元白先生比如何？”

“吾与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那么苏亦怎么回答？

傻笑啊！

不然，还能说啥。

这个时候，战国中山王铁足铜鼎被张政烺命名为“中山王厝鼎”，铭文极长。

苏亦看到铭文拓片的时候，都看得眼花缭乱。

“唯十四年，中山王厝作鼎。于铭曰：

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与其汋呜人，所宁汋吁渊。

昔者，燕君子哙，觐享夫悟，长为人宗。关于天下之勿矣！犹迷惑吁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戮。而皇在吁少君乎？

呜呼，念之哉！子子孙孙，永定保之，毋替厥邦。”

连蒙带猜，大致能看懂前面一两段。也不错了。

要不是参与这个会议，苏亦很难有机会遇见张政烺先生。

因为俞伟朝以及高铭先生的多次提及，苏亦对张政烺先生的印象极为深刻。

尤其是，几个先生形容当初张先生冬天在北大课堂上给他们上课的场景。

穿着厚厚的老旧黑棉袄，板书的时候，习惯性用袄子袖子当黑板擦擦拭黑板。

甚至，讲课的时候，想不起内容还习惯性拍自己的脑袋，这些标志性的动作，都让北大的诸位先生印象深刻。

通过他们的讲述，苏亦很自然的就在脑海之中构建出一个淳厚温和的长者形象。

然而，真以为张先生拍脑袋，就以为他记忆力差，那就大错特错了。

于省吾先生就说过，他一生只遇到两个博闻强识、过目不忘的人，其中一位就是张先生，另一位是东北师大的历史学家陈连庆先生。

实际上，不仅于老钦佩张先生。

学界对张先生的认可度也极高。

杨向奎先生曾对听他讲课的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

有种说法，张先生是社科院除了钱钟书先生外，最有学问的人。

能够跟钱钟书先生齐名，就知道张先生的学问之大。

大学问家写的文章，苏亦听不懂，也是正常的。

看着张先生在会场中，用着一口带着山东口语的普通话讲述着他的文章，苏亦只能感慨，传闻是真的，张先生的学问就是大。

当然，张先生在会场上做学术报告的方式也让苏亦印象深刻。

他不仅给准备了铭文拓片，还直接拿了一本段注《说文》（《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就跟参会的学者讨论中山墓葬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

那么厚的一本书，老先生随身携带，可想而知治学态度之严谨。

他从段注《说文》引出中山王厝鼎铭文中的最后一句“毋替厥邦”的“替”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异常精彩。

至少，不懂铭文，也能够听得懂他在讲述什么内容。

要不是他用段注举例子，苏亦怎么可能会联想到，这个由一高一低两个“立”组成的字，并不是“並”字而是“替”字的初文。

这种从汉字词源做学问的方式，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那么张政烺先生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自然是对的

他这个考释，也被后来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再次证明是对的。

然而，张政烺先生的考证，花费的笔墨却不多，也不过百来个字，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而且老先生肚子里面的墨水太多了，作报告，就喜欢举列子。

还是很贴近生活的大白话。

比如，他讲中山三器中的“圆壶”时，就直接评论说，这篇铭文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多是空话套话，就像解放前他家乡山东荣成一带土财主出殡时的“辞灵告文”。

生怕大家听不懂，他补充说明。

“我们山东的这些土财主，实在无善可陈，他们的‘辞灵告文“，能写的就是，诸如‘你也曾骑马打枪，你也曾娶妻两房“之类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