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李学勤、裘锡圭、高铭几位先生，只能算是中年学者，属于第二梯队。

至于青年，都还没来得及冒头。

非要揪出一批来的话，那么吴镇武他们几个师兄弟，面前算是。

此外，还有吉大不少年轻的老师，也算。但，苏亦不认识他们。

在国内，要说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牛逼的高校，北大是排不上号的，跟吉大、中大以及川大没法比。

吉大有于老。

中大则有容庚、商承祚先生。

川大则有徐中舒先生。

遗憾的是，商承祚先生也没有出席这一次活动。

估计，身子骨也不行。

大冬天的从广州到长春，也确实遭罪。

实际上，再过几年，这一批老先生也会相续离世。

李学勤、裘锡圭两位先生才起来，逐渐扛起帅气。

会议的第一项，自然是领导讲话，这种学术会议，并非只有与会学者，也有行政领导。

当然，最为让人重视的还是于老的开幕式讲话。

讲话内容，无非就是回忆过去、关注现在、展望未来。

忆苦才能思甜。

这些环节，确实有些枯燥，苏亦常常跑神，好在会议很快就进入关键阶段。

与会的学者开始宣读自己的学术成果。

这个环节很重要，坦白说，苏亦大多数时候都听不懂，对于古文字研究，他就是半吊子货色，就是这段时间恶补不少的知识，但是跟这些跟古文字打了一辈子教导的前辈相比较，他就是个渣，就算是吴镇武他们这些同辈，他也比不过。

没法子，谁让他的基础不扎实呢。

然而，他就没有优势吗？

自然也有，就是超出时代的认知。

然而，学术研究，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别人不发布的内容，也不能胡乱引用。

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不能瞎说。

只能老师当听众。

六十多位学者，每一个人都要宣读自己的文章，又是第一次召开学会会议，经验不足，没有设置什么分会场，光是大会议室内听学者做学术论文分享，就花去很长的时间。

就算这样，大家的情绪依旧高涨，那么多年来，古文字学界难得有这样的盛会，大家都尽情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研究成果。

一整天下来，苏亦除了听报告还是听报告。

首先是于省吾先生，他第一个分享的自己研究成果——《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

光看文章名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

重点就是首先蔡侯墓。

与会学者，并非每一个人都知道蔡侯墓的情况，因此，于老的报告，也简单介绍其情况。

蔡侯墓位于ah寿县，墓地原来是麦地，它的发现是跟国家50年代的治淮工程有关，因为地势平坦，合适取土，于是在1955年5月24日这一天，民工们挖沟取土的时候，就在深沟的中央率先发现了两个甬钟，接着又发现不少的铜器，于是，著名的蔡侯墓就这样在民工兄弟的锄头下被发现了。它的发现过程其他墓葬被发现的过程大同小异。

没啥好说的。

其墓主经考证为蔡昭侯（前518—前491），这个结论经过多位学者的考证，在学界已经没啥异议了。

因此，于省吾先生的文章，也只是针对相关铭文的考释上。

这项考证工作，老一辈学者，也几乎都参与其中。

郭沫若《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唐兰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序言》、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史青树《论蔡侯的年代》、其中，在这些学者之中，孙百朋却因为一篇《蔡侯墓出土的三件青铜器铭文考释》杀出重围，让他跟这些名家相提并论。

其中孙百朋在报告中准确推断出墓的主人是蔡昭侯申，但由于墓内金文蔡侯之名难于释读，种种争论直到近年才由裘锡圭跟李家浩两位先生论证平息。

然而年代墓葬出土的时候关于墓主是哪个蔡侯的问题，学术界也吵翻天。

那么于省吾先生，对蔡侯的名字的考释结论如何呢？

其实也是“申”，而且，他还给出自己的考释思路，并非瞎说。

他从《说文》推导出“乱”跟“申”字的关系，又提及毛公鼎上的铭文，然后从文献《春秋》考据，哀四年，蔡昭侯名“申”，又对比《史记·蔡世家》，反正经过一系列的考释，终于确定蔡侯昭申的身份。

如果不看铭文拓片，不看宛如天书的原文字体，仅仅听老先生说考释过程，也挺有趣的，要是看铭文拓片，就脑壳痛了。

那么“申”字有争议，“蔡”字呢？

这玩意又涉及一系列的考证了。

比如容庚就根据魏三体石经“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