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以少击多，破城、破阵的战斗定性为“上阵”，双方力量相当的为“中阵”，以多击少的为“下阵”。其次，再根据对敌杀获率，将杀获率达到四成以上的定为“上获”，二成的为“中获”，一成以下的为“下获”。如此则“上阵上获”的军功最大，“下阵下获”的军功最小。当然，参加一场战斗的将士众多，在“阵”“获”相同时，还要根据将士们的具体贡献，将军功分成一、二、三等。比如“上阵上获”的第一等可以得到五转，第二等得四转，第三等就只有三转了。这里的“转”是当时用来衡量功劳的单位。其他如“上阵中获”和“中阵上获”的第一等均为四转；“上阵下获”“中阵中获”“下阵上获”的第一等可得三转；“中阵下获”“下阵中获”第一等为两转，各个不同“阵获”的二、三等分别递减一转，下阵下获就不再分等，均为一转。至此，唐朝就形成了一个总共有25个等级的军功体系

凡十有二转为上柱国，视正二品；十有一转为柱国，视从二品；十转为上护军，视正三品；九转为护军，视从三品；八转为上轻车都尉，视正四品；七转为轻车都尉，视从四品；六转为上骑都尉，视正五品；五转为骑都尉，视从五品；四转为骁骑尉，视正六品；三转为飞骑尉，视从六品；二转为云骑尉，视正七品；一转为武骑尉，视从七品。”勋官品级越高，需要的转数就越多。

这里要注意一个关键字：“视”，所谓“视”即比照、等同之意，也就是说勋官的品级只是比照相应品级而已。在唐代，官员的职级和职务是分离的，其序列分为散官、职事官和勋官三类。散官序列相当于今天的职级，决定官员的薪俸待遇等级。职事官序列相当于今天的职务，是官员的具体职掌。一个官员可以没有职务，但一定要有“散阶”，即职级。而勋官之制“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作为授给有功人员的一种荣誉，勋官虽有品级，但与散官一样不是实职。那勋官制度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呢？

第一，勋官授任没有出身限制。只要有军功，不管什么出身都能授勋，如果是特别重大的军功，还可以超格擢授。比如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征辽东，在攻打安地城的战役中，平民薛仁贵一身白衣，手斩贼将，所向披靡，立下奇功。战后，他不仅得到勋位，而且一下子就被封为从五品下的游击将军散阶，被任命为云泉府果毅都尉介于从五品到正六品之间的实职。不仅平民可以授勋，而且就算是太常寺的“音声人”也可以。所谓“音声人”即唐代对官府乐人的总称，他们的地位比平民还低。但唐代规定“太常音声人，得五品以上勋，非征讨功不除簿。”这就是说，这些官府乐人如果能凭借军功获得五品以上的勋官，就可以从官府乐户中除籍，成为自由人。

第二，勋官享有很多优惠条件。其一，勋官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私田。唐代规定“凡官人及勋，授永业田”，子孙世袭，皆免课役，成为官员的私田。其二，勋官可以向吏部请求参与职事官序列的叙官而正式踏入仕途，只是在叙官时必须降阶叙任。最高品级的勋官——上柱国正二品只能叙任正六品上的官职，其下依次递减。其三，勋官就算不能进入职事官序列，还有得到散阶的机会。按规定，没有实职的勋官要轮番到兵部和外州尽宿卫之职，上柱国以下番上满四年，骁骑尉以下番上满五年者，就可以参加兵部选拔，通过者就能得到相应品级的散阶。落选者在第二个宿卫周期满后，可再次参加选拨。其四，高品级勋官子弟有进入中央官学学习的机会。唐代中央官学为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所学校，各有固定生源和员额。其中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可以入国子学；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可以入太学；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之子可以入四门学。其五，勋官子弟有靠门荫入仕的资格，虽然在入仕时的官阶仅为最低的从九品。多余的勋封还可以转授家人。唐代明文规定“勋至上柱国有余，则授周以上亲，无者赐物。”

第三，勋官的授予很正规。唐前期通常是在战后派专人到军中叙录军功，再由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审核战功的真实性，吏部的司勋郎中等审核授予勋级是否与战功相符。审核后的军功，经天子认可后，由兵部下发正式的“告身”。在“告身”上，从宰相开始，逐级审验的官员直至抄写人员，都要署名盖章，并盖上专门的“尚书吏部告身之印”，显得尤为隆重而正规。

正因为如此，在唐前期，对于平民而言，通过军功得授勋官，是一条很有吸引力的出路。在tl阿斯塔那24号墓出土的一封家书中，就记载了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洛阳一个名叫赵义深的人给远在西州的阿婆写信，信中提到得知西州的大兄被授予正七品勋官云骑尉，全家“喜悦不可言”。而云骑尉在整个勋官序列中仅仅排倒数第二，可见当时得授勋官是一项很体面的荣誉。不仅平民看重授勋，而且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甚至朝官子弟也把立军功、封勋官看成一条入仕的捷径，所以唐人尚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