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朱子之学，博大精深。思诚，你若真有好学之心，那未来圣人之道的前路，或许不仅仅止步于举人啊！…当然，我的学问，和黎公比起来，又自愧弗如了…”

听到施文德的“勤学”表态，布政使王哲抬了抬眼皮，看了他一眼，又一次把手按在了《黎文僖公集上。可惜，施文德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一句“海贸是祸乱之源”的官方定调。

若是这样定调，那他施家的海上生意，眼下又该怎么处理？这日进斗金的海贸，总不能真的彻底放手吧？而若是放手，他施氏是攒够了银子，买够了田地，也得了个庇护的功名。哪怕没了海贸，也能安坐一方当个大地主。

可海上养的这两三百“水手”，又哪会乖乖散去？这些人，见多了快钱，拿惯了刀枪，又没有家小拖累，万一闹出什么乱子，还不是要算在他们头上？总不能把他们的脑袋，都“一股脑”交给官军吧？水手掉了脑袋倒是无所谓，可官军要是闻着味，一口咬上来，那施家还是得扒掉一层皮啊！…想到这些两难的决断，施文德实在坐立难安。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脸上努力扬着笑，看着王哲的脸色，小心请教道。

“藩台…学生…学生曾听人说，南宋大兴海贸，百姓富足，税收充盈府库，故我大明亦可效仿…啊！此等必是歪理邪说，只是世人多愚昧，该如何批驳指点，使他们幡然醒悟呢？…”

闻言，布政使王哲深深看了一眼施文德。他垂下眼睑，沉吟片刻，淡淡开口道。

“对于宋人的评价，我大明士林中早有公论。思诚，你既然诚心请教，那我就看着你座师刘公的份上，稍稍指点你一二…”

“其一，宋之失地，贻患于边，唯贩舶之利，未能保疆卫国。其二，宋以商舶为国用，内政式微，贾人日益骄纵，政不可久。其三，宋人侈于舶来之物，习其淫奢，失中原风华…”

“而这三点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点！宋人失地，偏安一隅，渐失北地中原！海贸最盛的南宋，更是建都临安，完全不顾北地陷落的汉民死活！…”

“这，就是两宋与我皇明的最大差别！两宋先定都中原汴梁，后定都江南临安，商贸虽然繁盛，但对于国事无补，反而日渐势衰。而我皇明定都顺天府，天子守国门。长城边塞，辽东西北，才是我皇明经营的重中之重！”

“然而，北地贫瘠，生民多艰难，又有虏祸肆虐。我出生山西，自打记事起，年年都要备寇北虏。虏寇过处，向来人畜不留。正统十四年，瓦剌大军南侵，英宗御驾北征，更是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再后来，我任陕西布政使参政，在陕地主持备虏防务，又见到了西北的虏患…”

“北地战事连绵，又屯驻九边大军，粮食难以自给。江南的钱粮布帛，是必需得输送至边塞的，这样才能足粮足饷！因此，我皇明制定国策时，不仅仅只考虑江南，更要考虑大河以北，考虑陕、晋、辽的九边，考虑帝都的北直隶！这两京一十三省，可都是南北一体的…”

“为了平衡南北，太祖皇帝不仅规定了江南重税，还开创出了‘开中法’…这就是要以江南的钱粮布帛，支撑北地的边事！…”

说到这，布政使王哲眼神深邃。作为一位北地出身的进士，又在最贫穷的陕西，和最富庶的浙江先后主政。他比谁都更清楚。眼下大明的南北财富，究竟失衡到了何等的程度！可以说，浙江杭州一府产出的钱粮布帛，就要胜过陕西一省。

可自从明太宗定都顺天府后，大明就是以北方边地的经营为核心，以北直隶为“脑袋”，以辽东与甘陕为“双臂”。而江南之地的定位，就是“粮帛”的后勤输送地，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个“屁股”。

这个输送的“屁股”，就需得听“脑袋”的话，乖乖种田织布，交出钱粮布帛。江南不应该有太多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更不能有太多的军队！否则，要权有权、要钱粮有钱粮、要军队有军队，那就直接培养出第二个“脑袋”来了！到了那时候，这第二个“脑袋”，还会乖乖当交钱纳粮的“屁股”吗？

若是和郑和下西洋时一样，大开海贸。南直隶建立千百条船、数万人的水师，经常大规模的出海…且不说消耗的南方钱粮，对北地边疆输送的影响。单是帝国的经济政治完全失衡，南重北轻，头重脚轻…这带来的政治架构问题，可就大了去了！难道，还要从北直隶，重新迁都回南直隶吗？！…

当然，这些南北失衡的政治考量，士大夫们，尤其是北方士大夫们虽然心里清楚，但并不好说得那么直白。而此刻，布政使王哲语气幽幽，一脸严肃地给出了论断，不容任何置疑。

“海贸一开，江南愈加富庶，北地愈显凋敝。而江南愈富，开中法就日渐败坏，输送到九边的粮食就越来越少。长此以往，边地必然苦等粮饷而不至，边事会就此败坏，甚至纷乱四起。到了那时候，北直隶又岂能安定？！…”

“这次，我巡视浙江，只见许多府县，都把良田改稻为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