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在印度！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印度建设软件服务的资源中心，招聘一堆印度的软件工程师来为我所用？再加上远程交付，我们将来做埃及的软件项目的说不定是以印度人为主呢？其它产品也要有一样的全球化视野。”

老王是越讲越发散：“农民工红利、工程师红利背后是中国劳动力的数量，以及越来越高的平均质量，更深层次是一个时期中国教育的结果的输出。中国是适合发展大产业的，但是，我们是有风险的，风险在于原创性发明不够、持续创新不足。我们将来能不能掌握头部话语权？会不会有一天被人牵着鼻子走？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的结果输出？”

老王的嗓门越来越大，钱旦又开始佩服领导了，老王一如既往地比大家先想了一步，真正是既有苟且，又有远方。

大家在帆船上挥斥方遒，直至夕阳映红了大河才让船夫将帆船靠了岸。

老王招呼着去隔壁的“friays”共进晚餐，唯独钱旦鬼鬼祟祟地请假：“王总，我晚上还有点事，先走了。”

老王狐疑地望了他一眼：“你老婆没来吧？有什么事连饭都不吃了？”

钱旦含糊地说：“我一个本地骨干出差回来，我约了他吃饭。”

他做贼心虚地说了谎，他并没有约什么本地骨干。

钱旦急匆匆赶回宿舍，林汉和王海涛两个人都在厨房。他们见到钱旦，惊讶地说：“老大，你这么早回来了？老王不请你们吃饭吗？”

钱旦支吾：“我还有事，先回来了。”

王海涛说：“回来得早不如回来得巧，我的大盘鸡正好新鲜出炉。”

钱旦看了看手机，和两位兄弟一起来到餐厅坐下，他匆匆尝了王海涛的得意之作，扒了几口饭，把碗筷一放：“我约了人，得先走了。”

他进自己卧室换了身运动服，穿上球鞋，就往门外跑。

林汉在背后叫：“你今天约了谁啊？我怎么觉得好诡异啊！”

钱旦直扑迈阿第俱乐部，苏琳在俱乐部门口的街边等着他。她把头发高高扎起一个短马尾，穿着一身专业的网球服，短裙，既洋溢着小女生的活力，又在昏黄路灯下显出几分妩媚。

这一天是苏琳约了钱旦学网球。迈阿第俱乐部里有七、八块红土地球场，每个小时场地费四十埃镑，教练费四十埃镑，合计折人民币一百块钱左右，比起国内算便宜很多了。

钱旦初学，苏琳请的那个叫摩西的埃及教练带着他练。她则在球场旁边又跳又叫，夸张地为他喊着加油。

钱旦团队的本地骨干阿马尔确实也是在那一天结束了在塞浦路斯的出差任务，顺利回到了开罗。

新的一个星期，从塞浦路斯归来的阿马尔总在问钱旦有没有机会把他调动去深圳总部工作，他说的不是短期轮训，而是定居深圳。

他第一次问时钱旦没放在心上，只是觉得难得有个埃及人如此认可公司，认可中国，倍感欣慰。

他第二次问时钱旦认真了，一本正经地和总部同事讨论了可行性。最大的问题是阿马尔算不上“业界高端”，不能以顾问、专家身份和公司另签合同，公司现有的人力资源政策保障不了他常驻深圳之后的个人利益。

钱旦问阿马尔为什么惦记着去中国常驻？阿马尔说因为他喜欢中国。钱旦隐约觉得他另有所图。

周末的时候钱旦请同宿舍的两位和老谢在231街的“上海人家”吃腌笃鲜、红烧肉、生煎包。他提到了阿马尔对伟华和中国的强烈认同感。

长期“包打听”，掌握各种最新江湖八卦的林汉在一旁嘿嘿笑了：“阿马尔不仅仅对伟华和中国有强烈的认同感，他对中国姑娘也有强烈的认同感。”

原来，阿马尔在塞浦路斯时爱上了公司研发去支持同一个项目的一个中国姑娘，两个人在维纳斯的故乡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只是那时光对于阿马尔来说是朝夕相处，对于研发姑娘来说只是并肩战斗，是一段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爱情。

过了几天，阿马尔约钱旦去尼罗河对岸那家叫做“as”的河畔餐厅抽水烟。

路上，阿马尔沉默地开车，音响音量调得很大。钱旦兀自望着一侧的尼罗河发呆，没有留意到同一首歌被放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阿马尔跟着大声唱了起来：“inakeyeyesffyu，，，”

钱旦欣赏地说：“我也很喜欢aienrie，他的歌总是诚挚、忧郁。虽然我不忧郁，但忧郁的歌往往容易打动人心。”

阿马尔把音量稍稍调小了一点：“我在塞浦路斯时经常听这首歌，我忧郁。”

钱旦敏感：“听说你在塞浦路斯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所以，这是你喜欢的歌？还是她喜欢的歌？”

阿马尔忧伤地说：“这是我推荐给她听的歌，她很喜欢这首歌。但是，她不像我喜欢她那么喜欢我。”

他又告诉钱旦：“我买自己的房子了，在离大金字塔不远的地方。从我的房子里可以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