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魁闻言，略显尴尬将近视眼睛摘下，凑近了读笏板道：“是。天津万历十五年共缴度支部税银二十五万四千八百两；其中，这个农税十二万三千两；商税七万七千六百两，工税五万五千一百两。”

朱翊钧点点头道：“工商之税还是少些，海关收入如何？”

杨一魁道：“海关去年收了三万五千三百两。但扩建了码头和军港，都投进去了。”

度支部尚书余有丁闻言道：“焉有是理？度支部收支两条线，哪有地方自行花用关税的道理！”

杨一魁忙道：“余尚书说的是。下官焉敢乱了度支法度？此前向政事堂上了请示，堂札批下来后，度支部关税司那里走了账，才动用的这笔银子。”

余有丁料定必是如此，适才所言不过是暗戳戳提醒皇帝政事堂侵占部权，给梁梦龙上点眼药而已。

梁梦龙脸上青气一闪，朱翊钧恍若未觉，只接着问道：“过河钱收了多少？”

杨一魁心中暗道，皇帝怎么只围着兵事、钱粮打转，难道又要打仗不成？口中不慢道：“回皇上的话。臣以为过河钱非必收。因天津乃京师门户，百商汇聚，府县都不缺钱粮，因此为方便营商，天津不收过河钱。”

朱翊钧听了，不置可否，接着问道：“好，方便营商这想法好得很！然则民间应役可多，各县有无免费征役？”

大变法所实施的丁、地税收缴方式为“条鞭法”，与清代雍正时期“摊丁入亩”最大的区别在于，改徭役为征收丁银而不是纳入田亩统收“地丁银”。丁银类似于后世的“人头税”——此税征收后，官府征发徭役要付工钱。

天津巡抚要求不征收过河钱，势必导致其地方收入减少一大块。朱翊钧担心各县为了政绩，在徭役方面开了变法的倒车，故有此问。

杨一魁忙回道：“天津早就不征徭役。凡有营造，皆由官府招标，自有包工头来投标。此辈多为乡里素有名望者，乡人农闲时进城务工，由包工头拿银钱雇佣。”

顿一顿道：“官府只管验收营造工程，至于标银够不够给付工银，是包工头的事，此诚为官民两便之法。”

朱翊钧听到“包工头”这三个熟悉的字眼，眼前仿佛闪过了“黑恶势力”、“暴发户”、“拖欠民工工资”、“豆腐渣工程”等一片关键词，但只是笑笑没说话。

毕竟，包工头和进城务工人员的产生，说明农民开始从土地上挣脱了基本的束缚，对于如今的历史进程来说，其进步意义远大于负面效果。

因仍有些担心，朱翊钧接着问道：“杂派情况如何？”

杨一魁回奏道：“臣到任后一年，已经落实了府县两级议政会之诏令。按‘乡贤共治’的原则，天津各府县俱设立了议政会，议员由乡贤担任。县中税官，无议员签押不得派票。杂派之弊，用此法一概埽除了。”

“变法大诏只说府县可用乡贤组成议政会，以裨益乡治——天津的乡贤如何选出？”

议政会之诏令，乃变法大诏“申民权”一章，只有短短一句话，此后朝廷也没出具体的管理办法。朱翊钧作为地主阶级的总头领，既要思索洪业传至万世之法，又要控制民权的伸张和变异，因此只是埋了个由头在那里。

从万历五年八月大诏颁发，到如今万历十六年，十年间各府县组成的议政会五花八门。有的如同天津这般，控制了县官杂派权；有的则只算是个名誉称号；有的由地方文坛纠集功名士子组成；有的则当做荣誉给纳税大户或修桥补路的慈善之家。

皇帝问乡贤如何选出，杨一魁不知这一问中隐含着能够改天换地的道理，只平平常常的答道：“天津各县，各有议政会三十人。选拔议员乃县官之责也。新官到任，必访知乡贤耆老，施政才能有的放矢。若自家选的议员，专扯后腿也算县官无能。若议员一味迎合县官，却难免本乡之民詈骂，故不敢为乡愿也。”

朱翊钧听了杨一魁的回奏，心里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定了定神，接着问道：“火耗如何？”

杨一魁拍马道：“臣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及第，曾做地方官。当时小民交纳本色，正粮一石，加耗九斗，另有一斗要付给包税之家，这还是一等爱民县官，不加杂派的情况下税赋却仍翻倍了。”

“大变法后，圣上定下火耗定数，又下火耗归公和养廉银之诏，天下臣民无不感念皇恩浩荡。如今天津火耗加耗三分，足以应付办公所需。”

杨一魁结束奏报时已近中午，仅得到了皇帝的赐宴。按此前皇帝巡视接见臣工的惯例，皇帝要给杨一魁加官一级以示荣宠，若不给实官，至少在虚衔上也要加一级，但朱翊钧并没有任何表示。

食不甘味的吃过了午饭，皇帝去午睡休息，政事堂和部臣处理通政司快马送来的文牍，杨一魁则出了行宫。

他自觉三年来在天津尽心尽力，算得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在接驾事务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