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北巡的多，南巡的少，主要原因是帝国之患在北而不在南，因此并不需要皇帝巡视以收震慑之效。

但也有例外，永乐帝夺得政权之后，为收江南人心，数次南巡。武宗年少登基，仰慕江南风物，为了南巡廷杖数十大臣，搞出个“南巡之争”。嘉靖皇帝为父母合葬事，也南巡了一次，但差点被大火烧死。

隆庆皇帝在位期间短，俺答和议之后虏患缓解，皇帝可以出京——但其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巡视，因此也没有人提建议。

朱翊钧通过一次北巡，在政治军事上双管齐下，解决了蒙古问题，使得自己具备了巡游天下的条件。但其时变法事繁，总要坐镇京师支撑张居正，因此也没有将南巡提上日程。

如今的大明虽然仍在南征北讨，各项大工程也多，但皇帝南巡的钱还是拿的出来。当然，朱翊钧手中攥着最大的工商联合体，也不用朝廷出钱。

如今的大明朝廷，对朱翊钧这个皇帝近乎没有约束力：通过新军和重立枢密院，他牢牢握住了军权；通过银章直奏和国安局，他控制着治政权；而通过工商联合体，皇帝的财权也不受朝廷制约了。

尽管裁撤了东厂、改组了锦衣卫，但以政事堂为代表的外朝很清楚，皇帝对于国家的掌控力度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即便高祖和成祖，在花钱的自由度方面，较之当今也只能瞠乎其后。

因此，皇帝说要去南京，梁梦龙没有什么可置喙的。唯一顾虑的，仅是地方官在迎驾方面大搞花头，或搞摊派或加杂派，扰乱地方有损圣德。

但梁梦龙又很清楚，今上除了对治国理政有浓厚兴趣之外，对享乐之属并不在意——登基十六年，除了对西苑进行了整饬之外，皇帝并没有为了耳目之欲修任何一个园子。

应该说，该着大明中兴——这样的皇帝，除了不听大臣摆布之外，没什么其他毛病了。

如今皇帝静极思动，做总理大臣的只能配合了。君臣两个商量了一番行程，梁梦龙就告退了。

年底前，“揭帖案”以极快的速度定谳。申时行管家宋九酒后作了一首打油诗，将自家主人钉在了“欺师灭祖”的耻辱柱上。尽管宋九本人早被杖毙，但朝廷并未放过他，他的全家被抄，家族被尽数流放。

乔礼维作为揭帖案的首犯，被判大辟并抄家。因为皇帝的权力已经高度集中且稳固，因此此次揭帖案并未株连，宋九和乔礼维的家族因此得以幸存，仅被流放而已。

至于隆庆党案，沈一贯、邹元标等核心骨干在申时行的激烈反对下，没有入狱判刑，但丢官罢职却免不了。李植、丁此吕、吕东之等党徒或被降级，或被调去安南、缅甸等帝国边陲。

申时行杖毙宋九，“出卖”了沈一贯，在风雨飘摇中坚决不辞职，最终仍保住了副相之位。

万历十五年年底，清正伯爵海瑞在京师去世，帝甚惜之，以侯爵之礼赐葬。政事堂请旨谥其“忠介”，皇帝以“世人以耿介视之，朕视其‘镜鉴也’”，因此改其谥为“忠正”。

本时空的万历十五年，波澜不惊的度过了。

原时空黄仁宇截取的几个影响历史的截面与本时空相比，已经完全不同：张居正并未得到清算，万历新政升级为万历变法，仍在如火如荼的推进着；帝国面积扩大了数倍，东北、西南进行了大开发，土地矛盾因之得到极大缓解；因为初级工业化的深入，手工业正在向集中生产过渡；

因为银行的成立和龙元的发行，匹配这生产基础的金融体系也生长出来；因为格物院的成立，科技出现了井喷；因为专利法律的颁布，生产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大明声威重振，从朝鲜、日本一直到满剌加，无人敢于轻慢；从东北、西北一直到罗荒野，帝国如同一个终于健康了肌体的巨人，向属于人类的海洋和广袤土地伸展出来两个硕大的拳头

万历十六年春三月十六，圣驾自京师起行。此次南巡，为免地方迎驾靡费，大部分行程在运河。

万历四年漕运改海，朝廷继续保留运河衙门协调各地维护运河畅通，并改钞关税为地方税，允许沿河各省收过河钱。因船运加上钞关之费后仍远低于陆路，因此没有了漕运功能的运河繁荣依旧。运河所在地的地方官无保漕之责，而有关税之惠，立成天下第一等的肥缺。

过了年，政事堂即将钧旨下达，将皇帝南巡的大致路线和时间通知各省。随后皇帝也专为此事下旨，要求各地不得大兴土木，擅建行宫，靡费民力。

因南巡经过皇后家乡苏州，故李太后就没有与皇后相争这陪伴的机会。而皇后在侧，朱翊钧也不好意思带太多妃嫔，只能由皇后选了几个老实巴交的伴驾。

陈太后本来要凑热闹，奈何入春之后咳嗽不断，身体难以支撑，只好陪着李太后在京师守家。太子已经十一岁，身体康健，此次也得以伴驾南巡。

有大臣劝谏皇帝留太子监国以备不测，被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