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三百七十八章 税改(二)  万历新明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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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四维说出八税一的时候,心都在滴血——大变法以来,趁着天下工商大兴和张四维政治地位上升的东风,以王崇古为首领的晋商集团,大肆进军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经过七八年的苦心经营,晋商与传统的淮商、闽商、徽商、秦商、鲁商、苏商、江右商帮等大商帮一样,新晋为此际天下工商的骨干力量。

这些大商帮本来自有传统行业,例如淮商此前以盐业为主;闽商以海运为主、秦商以茶马为主、徽商、苏商以典当和丝绸产销为主、江右商帮以连锁酒店业为主等等。

至于晋商,发家吃的是“政策”饭,发展到现在则以金融业和盐业为主。所谓政策饭,实际上晋商骨子里带着的“官商”基因——以“俺答封贡”最为典型,晋商集团通过垄断汉蒙交易,赚取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塞罕坝之会以后,朝廷全面开放了汉蒙贸易,秦商、淮商等大商帮也杀入这块市场,晋商突然从垄断地位跌落,吃了不少大亏。在王崇古的调度下,他们一方面巩固传统阵地,另一方面大肆进军内地工商业,侵夺淮商、徽商地盘,并发展出以票号为基础的金融业——现在则晋级为银行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大商帮赫赫有名,但与朱翊钧成立的工商集团相比,则如同蝼蚁比之大象。大变法之前,有些商帮例如鲁商、闽商和江右商帮,主动依附皇室的工商集团,为之提供原材料和物流服务,规模得到了极大扩增。

大变法之后,此前依附于皇室的这些商帮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的技术和市场都比晋商、秦商要好得多,因此晋商这些年发展并不如俺答封贡时期——晋商善“守财”,却缺乏冒险基因,这也是王崇古等人早就发现并要极力扭转的。

尽管缺乏冒险基因,但晋商这些年仍然在金融业、采矿业、木材加工运输业、盐业等方向取得了极大进展。尤其张四维在政事堂登顶后,晋商团体如同滚雪球一般,急速壮大。

但如今皇帝欲改税制,张四维则暗暗叫苦。这对任何一个大商帮都是一个坏消息,而晋商尤甚。

明代自洪武以来,征收的工商税都是极低的。课征办法虽因课征对象不同而异,但对各类手工业品一直采用从价计征,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

但是,对于非商帮成员的工商业者来说,所谓的低税率其实并不低——跟自耕农的税赋一样。条鞭法之前,朝廷征收的所谓“田赋”极低,万历初年时全国平均每亩4升。这是什么概念?按稻田算,大概百分之二;按小麦田算,大概百分之四。与战国时期的日本按二分之一比例征收相比,简直低的可怜。

但是这些正税加上丁赋、均瑶、力差、杂泛——这些其实也算是“正税”,关键是征收环节的腐败低效和层层盘剥,自耕农的亩均税赋就一下子暴增到了亩产量的三分之一,大概是所谓“田赋正税”的十倍以上。因此遇到灾年,大规模的兼并就不可避免。

商税也是一样,随着朝廷的日渐臃肿低效,财税不足的各级官府开始大规模设立钞关收取“船料费”和“车马税”;城市则设立“门摊税”以及各类“杂派”和“摊派”,前面的算是地方税,后面的“杂派”和“摊派”则近乎地方官的勒索了,加上收税环节的盘剥,与田赋正税一样,大明实际上的商税并不低。

现如今工商业的实际税率大概是十税一,已经接近朱翊钧所拟的“八税一”的税率。但是对于晋商等大官商来说,杂派和摊派,是没有人敢收的。钞关、门摊税这些,他们也只交少量定额。相对于小工商业者,这些大商帮,税负大概仅在十五税一左右甚至更低。

因此,对于皇帝提出的税率,张四维深感肉疼也属理所当然——这相当于正税翻倍还多。

而对于朱翊钧来说,穿越前他是税收工作者——明代的漏洞百出的税收政策在他的眼中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毕竟,这才是他的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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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元年穿越时开始,朱翊钧就在研究明代的税收问题。但一直到万历十四年才有所动作,是因为他深知财税政策的根本:首要的是涵养税源。

变法之前,全国最大的税源除了土地田赋此类的农业税,就是朱翊钧组建的工商联合体——此际加收工商税毫无意义,因为这个联合体的利润都被他用来搞研发、练新军和帮助朝廷度过各种阵痛期了。

变法之后的头几年,各类工商企业尽管有资本支撑,但草创阶段不能加税,朱翊钧需要的是它们野蛮生长,创造就业,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

如今大变法全面推开已经六年,朱翊钧需要利用税改给狂飙突进的资本套上新的笼头。因此,税改正当其时。

此际的天下是资本和封建的混合体,朱翊钧给出的判断是半资本、半封建社会。在各大城市,以纺织业、水泥制造、钢铁冶炼、采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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