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变法诏书在贯彻过程中就一帆风顺。相反，因为皇帝和张文明遇刺引发全国性的大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以地主士绅为代表的基层统治阶层，很多成了无脑黑，连变法的内容都没搞清楚，就开始抵制变法政策的实施。

他们抵制的手段太多了，任何一项县政的实施，都离不开乡绅族老对本族的宣贯和带头，他们只要对县衙官员来一个集体的避而不见就能让一县之政大半停摆。

更别说，好多乡绅还通过本族子弟控制着县学，而县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评，县学学生在士林中给出差评是县官不可承受之重。

万历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时候，人数已经超过五万，近千豪绅因此破家。而他们的姻亲故旧，近乎能联络上全国小半以上的士绅。出于对锦衣卫乱兴大狱的抵制，变法在帝国基层的阻力极大很多地方官被上挤下压，死的心都有了。

万历五年的大明帝国，酝酿着变乱的激流，人心惶惶不知向何处去。

这些鼎沸的压力，一方面促使部分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学者在考虑国家的兴亡出路另一方面也激发全国性的大讨论皇帝的遇刺和张文明的死于非命不是秘密，伴随着两件事的各类八卦谣言，变法的内容也散布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当然，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还是以王通为首的锦衣卫。王通早已征得皇帝同意，将锦衣卫中、高层家眷按照自愿原则，换了身份搬离故土。他本人则搬入亲军都尉府，日夜指挥这太祖以来第一大案。

驻南京的锦衣卫同知杨俊卿，他的家却搬不了。排山倒海般的压力纷至沓来，让屡次亲自拷问董剑雄无果的杨俊卿终于明白杨家到了站队的时候了。

是秉承着和大多乡绅站在一起的立场，平反冤狱？还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以是否反对变法为准绳，消灭反对的声音？这是一个涉及家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而杨俊卿也终于看清楚，皇帝为什么没有像张居正一样，对于谋害张文明的幕后真凶有必得之心。张居正要报杀父之仇，当然复仇的对象越准确越好皇帝则要通过一南一北两个大案，将变法反对者从统治阶层剔除，并儆其余，因此张文明案的幕后真凶，不妨模糊些。

因此，帝国南方的锦衣卫在杨俊卿的指挥下，不停的顺藤摸瓜，要搞清张文明案的真相驻扎京师的锦衣卫指挥使王通，则命令各级锦衣卫收集反对变法者的名单大清洗近在眼前，杨家将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