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了不到五期，就赶上了过年放假，和一起停止发行。

南北方士林集体一口老痰想吐吐不出来，个个郁闷的要死。春节期间各家都祭祖、串亲戚，各种文会也办不起来，这鼓噪的声音小了不少，只能在走亲访友期间骂两声。

朝廷上下，各大佬、中官则纷纷猜测这是什么来头，趁着过年期间到处打问。这头一篇文章，士林看到的是义理之辩，官场中人看到的却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篇文章是为了谁？背后站着谁？这个要是搞不清楚，没法站队啊。

然而神秘的很，背后东主暂时没人知道，主编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光用一个“钟声”的笔名。

到了春节假期快结束的时候，终于有大能打探出来，这家报社东主是遂安伯，主编却是文坛鼎鼎大名的李先芳。

李先芳字伯承，号北山，祖籍湖北监利，后迁居山东濮州。明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历任刑部曹郎、尚宝司丞、亳州同知、宁国府同知。万历元年，见自己已无跨过五品之望，就辞官回家乡，编写。

万历四年十月份，初稿大功告成之后，同乡名士孙忠翰、苏濂联袂找他，说遂安伯陈澍要在北京办报，邀请李先芳去主编，还带了陈澍的亲笔信。

其实遂安伯先请的是孙中翰，但这哥们不敢答应。他虽然也是进士，但是文坛名气和水平与李先芳比，不说天差地远，也不可以道里计。

因此，他和苏濂两个，联袂来找李先芳，希望李先芳带着他们一起应征，那主编、副主编就都在哥几个囊中。

自从诞生以来，李先芳几个也眼红这报纸太久了大明的文人就没有不眼红的。然而朝廷在南京出了日报后不到一个月，就颁布了，同时皇帝下旨，将章程的部分内容写入了大明律。

这章程明确规定，在大明出版报纸，必须取得办报许可证。从万历三年下半年开始，这两京想办报的勋贵、巨贾总共交了能有三百多份申请，朝廷就颁发了一个许可证，就是。

大家一看皇明京师日报的东主身份，都倒抽一口凉气，正是内廷大臣英国公的儿子张元德这后台谁也比不了，大家也都歇了心思。

没想到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万历四年九月初，遂安伯陈澍的夫人进宫请安的时候，遇到了也在太后处的皇帝，当时皇帝说了一句：“遂安伯交了申请想办报？你让他来见我。”就这样白给了他一张许可证。

遂安伯为人谨慎，怕走漏了消息引起京师勋贵眼红，到时候没法解释，因此安排家人拿着信找到了曾经在遂安伯府为业师的孙中翰。

能得遂安伯邀请，孙中翰虽然美翻了，但根本不敢应征。他自己知道，如果自己去做了主编，好朋友李先芳在家呆着，这士林文坛中人非嘲笑他不可。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向遂安伯推荐了李先芳，并极力撺掇他出山。

李先芳才华横溢，以诗作著称于世，名籍齐鲁，为嘉靖时期名士，曾与历城李攀龙、临清谢榛、考丰吴继岳等当代名家一起倡导诗社，又与昆山俞允文、卢柟、孝丰吴维岳、顺德欧大任合称“广五子“。

他爱好广泛，对医学、道教、佛教研究均有一定造诣，其人通晓音律，尤精于琵琶，就连当时的琵琶名家查八十都折服于他。

这么一个人，陈澍没有不满意的道理。但是皇帝让他办报，相当于把他纳入了皇帝的核心圈里了，这里面的道道却没法跟孙中翰和李先芳先说，只好言辞谦恭，邀请李先芳到京一叙。

李先芳此际已经六十六岁，要是让他做官，半生仕途坎坷的他肯定不干。但是让他办报，这大明的文人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说自己岁数大干不了的。

李先芳接到信之后，兴头头的带着孙中翰和苏濂两个，于到了京师，面见遂安伯。

遂安伯陈澍见面后不提办报的事，反倒是将几个人高高捧起，以师礼待之。先在家办了几个文会，见天让他们饮酒飨宴并欣赏歌舞，诗词唱和了半个月。

开始的时候李先芳不明所以，私底下和苏濂一起抱怨遂安伯不靠谱。孙中翰也一头雾水，就求见遂安伯问起办报的事儿。

遂安伯这才召见他们几个，苦笑道：“不瞒几位先生，这些天文会里面，每日都有侍从室的人来考察你们几个。这报纸挣得钱是咱们几个的，但是报纸说什么要听皇帝的！”

这话说出，李先芳几个先吓得腿都打晃。遂安伯家历代重视教育，陈澍也有些文采。此时三言两语，就将朱翊钧要利用报纸控制舆论的想法说了。

陈澍跟李先芳几个道：“不瞒各位，皇上说大明到了不改祖制不行的地步了这两年你们也能看出来皇上的兴革之心。皇上说这改天换地的一篇大文章，没有舆论配合，事倍功半。因此要先办报纸，要收移风易俗，暗改人心之效。”

李先芳几个听了，面面相觑。陈澍道：“如果几位先生不愿意趟这浑水，某也不怪你们，只要回家不跟别人说起，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