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年的月，朱翊钧抽出时间听取了张鲸的汇报。

张鲸，北直隶新城县人，嘉靖二十六年入宫，拜张宏为干爹，此际十八岁。

史载其人“性刚果，擅做威福”。原时空李沂上疏弹劾他“倚仗恩宠，欺天坏法，胆大心雄，从来未有。张鲸之恶百倍冯保，万倍宋坤，擢其发不足数其罪，食其肉不足振其冤。”

原时空万历亲政后，张鲸成了皇帝的爪牙，伙同党羽大肆敛财。其时京师有谚语云：宁逢虎狼，莫逢张鲸。

但在本时空朱翊钧看来，张鲸的最大优点为一个“忠”字，其人并无礼义廉耻，也不管是非善恶，唯知以皇帝马首是瞻。

自穿越以来，朱翊钧先让他掌管内府工匠事，张鲸做出了座钟后又掌管玻璃制造，张鲸又做出了平板玻璃。其人果如史载，性格刚毅果决，非常适合做“董事长”。

于是，朱翊钧在万历元年年底剥离内廷各司、监，成立内府工商集团的时候，果断大用张鲸，令其牵总负责。

为防止张鲸行事操切以致扰民，朱翊钧一方面给予张鲸高薪养其廉另一方面时时耳提面命，加以提点，并将之纳入锦衣卫重点监控对象，在他身边也安插了人予以监视。

双管齐下之下，张鲸成了朱翊钧延伸在内府的头脑和臂，使用起来如臂使指。年以来，内府工商集团在无竞争对、无资本限制，并被朱翊钧挡住政治上的阻力后，发展成了一个本时空一个超级怪胎从生产到销售末端都堪称庞然大物。

这一庞然大物，给朱翊钧提供了实施改革的庞大资金。

朱翊钧在穿越之初，自以为想法先进，目光远大，思虑深邃，只要拢住皇权，当然能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然而，现实却屡次教他做人。以军队改革为例，朱翊钧曾经想利用颁发勋章等后世段激励将士敢战之心，其时还自以为得计。

然而，在底层军官待遇都没保障的情况下，按照他当日无奈的说法：“发个铁牌牌有何用处？”没奈何，只好內帑出银六十万两，才基本解决总旗以下的军功待遇和抚恤问题。

再如盐政改革，此前司礼监派员沿途收缴盐税，年收入不足十万两。若內帑无银，朱翊钧敢很随意就裁撤了去？还是兜里有钱，不在乎瓜两枣，才能果断裁撤。

盐场拍卖的时候，王国光开始时建议朝廷直接留下一半盐场，不纳入拍卖，用以掌握绝对生产量，防止出现垄断。

但张居正指出，这留下的一半盐场，产权属谁？若属于朝廷，那应该纳入户部管理，皇帝并无取利之处若直接归属皇室，朱翊钧和张居正都担心给后世子孙留下坏例子其后的皇帝看什么财富，恐按此例直接豪夺。原时空的万历皇帝，派出的“税监”不就是这么些玩意儿吗？

后来朱翊钧果断拍板，皇室直接参与拍卖，共耗银六百五十万两，才拿下盐场之半数。这还是在拍卖场上有些灵醒人知道是皇帝派人再拍，没敢加价的缘故。若无张鲸替皇帝打理工商集团揽财，这一朱翊钧要做大章的盐政改革不免出现大问题。

然而，朱翊钧和张鲸，都不是后世的工商管理专才。朱翊钧因在税务局工作，对公司法、合同法等商法了解的能多一些，但上管理之后，也常有力不从心之感。

张鲸作为朱翊钧亲传，管理思维上不免带着大量的“封建残余”，管人、管事，建章立制不足的部分都用“权力”充当抓。

在集团发展壮大期间，这种管理模式没有太大问题。但随着摊子铺的越来越大，张鲸也发现国企病日渐凸显，运转涩滞，即便殚精竭虑，也难以应付。

于是，在万历四年月，朱翊钧再次召开内府工商集团管理层会议，拟对集团实施正规化改造，助推其进一步发展。

会上，张鲸率领各大工厂管事、采购、销售负责人，先向朱翊钧做了一个总结：

此际内府工商集团在全国各地共下设钢铁厂四家、玻璃厂六家、肥皂厂四家、丝造厂十家、座钟厂两家、工艺厂家共计二十九家大厂，每家工人都在千人以上此外还有生产各类奢侈品的小厂子一百十来家，工人在十几个到数百不等。

万历年，这些厂子共生产钢材两亿六千万斤，为隆庆六年全国铁料生产量的两倍半生产玻璃料一亿四千五百万斤生产肥皂八百五十万斤。仅这项给朱翊钧提供的利润，即达到了每年二百八十万两。

除了钢铁、玻璃直接批发以外，肥皂等“奢侈品”都由内府工商集团自行发售，因此销售环节的利润更高，年利润在万历年已经接近百万两。

加上其他丝造和奢侈品、工艺品等工厂生产销售产生的利润，朱翊钧应该是有了皇帝这个职业以来，最富有的皇帝每年自由支配的资金即达到百五十万两。

由于朱翊钧对现在各环节的生产效率不满意，因此这些资金至少分之一又投入了技术升级和研发试验之。年内，内府工商集团已经表彰工匠一千六百余人次，在全国招揽无意科举且喜欢奇技淫巧的科研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