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最开始是漕军负责。自洪武后，即安排漕军在运河周边屯田，并负责运输漕粮、维护运河等任务，负责的为漕运总兵。

洪武时期，京师在南京，漕运任务非常轻松为了打击蒙古而向北方和辽东的漕运，洪武时期一直海运为主，最高时一年七十万石全靠海运。

永乐迁都北京后，开始时候是海运、陆运和河运并举，第一任漕运总兵为平江伯陈瑄，当时他管着运河、陆地转运和海运三部分人马，鼎盛时期的海运在他的调度指挥下，也超过了七十万石。

陈瑄是京杭大运河历史上一个开创性的人物，京杭大运河在他的手上真正成为了明清两代的大动脉。

这个人为人实心实意，做事事必躬亲。他先疏通了会通河，后来又创造性的利用北方大小河流山体，建了好些水库来储水，并建设水闸数百，保证旱季运河有水可用。在他手上，最终实现了大运河的三千里贯通。

陈瑄一手建立起来的运河管理制度、储水方法，浅船制造、仓储分布等等运河维护运营办法，一直用到了清末。

在他创立制度时，将漕军改为两部分，一部分维护运河治安，保卫运河安全的，仍称漕军一部分改为专门运粮，称为运丁。

到万历年间，吃饷银的漕军数量无太大变化，一直在四万左右而运丁由于在运河两岸繁衍生息，从最初的八万正丁发展到三十余万。

明代运河上共有漕船五千艘左右。一船十个到十二个运丁，二十艘船为一帮，互相监督并取保做结，称为漕帮，整个运河共有漕帮二百五十个。后世所言的漕帮属于半地下的黑社会帮派，虽然也是漕丁组成，但成立于雍正时期。

这些漕丁承担着运输任务，加上备丁，满打满算不超过八万人。那剩下的二十多万漕丁干什么？给漕军军官、各级衙门官员种地种的还是曾经属于朝廷的屯田或者是朝廷不承认的圩田，基本处于半农奴状态，苦不堪言。

潘季驯上奏朝廷说，这治河使用的人力太多了啊。各地方征发劳役，耽误了田间农活，老百姓苦啊。既然朝廷有意用海漕了，那用不到的漕军和运丁俺潘季驯给包圆了皇上，这些人未必够啊，您要严格要求各省、各地方，该征发的还得征发

反对海运的官员一看这家伙跳出来了，立即集火攻击。说你吹牛呢，治个河能用五十万劳役？

潘季驯招架不住，征得朝廷许可，将原来分解下达的治河任务汇总起来，总计划发在邸报上，大伙儿一看，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直抽凉气嗯，这点子人是不太够。

随即领了治河任务的地方官就红了眼，这可是双优异的抓手啊。要想双优异，最好办法是本乡劳役不征发，全用外来务工人员，这帐还算不清吗？

一个双优异，就给自家后代弄一个铁饭碗。原先一个荫子孙的恩典，干不到三品以上想都别想啊！

于是有上进心的纷纷写信给潘季驯：协理大臣潘侍郎大爷，您忘了吗？俺五舅老爷和您老人家同年啊，您别包圆了，给我个三万两万的，我这儿发动乡绅管饭，一天还发他们五十个大子儿工钱！

京师这边你来我往，争得热火朝天。也不闲着，实时跟进，将双方论点都登载在报纸上并加以评论，虽然比京师消息延迟了五天，但江南市民还是大呼过瘾。发现这报纸真好啊，俺看完了、听完了，也能议议国家大事啦。

至于报纸上说的朝廷若用了海漕，将省下几百万石粮食，江南人都抻着脖子等朝廷给他们减负。

南京日报看似公允的立场，逐渐将双方胜负之势慢慢倾斜。而在报纸上开了专栏的王世贞，篇篇雄文如同匕首和投枪，最后终于把反对派在民间的舆论也打的溃不成军。

万历三年十月底，张居正主持大廷议，经过一番讨论并报皇帝批准，朝廷终于出台了海漕政策，而这政策将最后的反抗也打的无影无踪：

朝廷议定，将每年漕运任务分成两半。一半本色，一半折色。

自万历四年开始，将二百万石本色分解成二十份，每份十万石，发包给有意竞标的海商另外二百万石，全部折色一方面为将来的一条鞭法打基础，另一方面促进货币流通。

海商若想做这份生意，每年缴纳一千两银子保险金，防着遇到蛟龙即所谓的龙卷风。这保险金朝廷不收，由海商自主成立保险委员会，自行定损发放，但需要接受户部监管。

海商承运漕粮后，上船多少，下船也是多少，损耗自己承担。如果遭遇了风暴，保险金不足赔付的，自己赔，赔不出来，就破产清算，同时把承运商的资格倒出来。

朝廷就做三件事，一是地方政府把漕粮收上来运到码头二是朝廷设立部门接漕粮，检验质量并发放运费三是命令俞大猷以登州为基地，组建海巡船队，保护海运漕粮的安全。

这政策一出，天下凡是想洗白的大海商全都眼含热泪，高喊这一届皇帝好啊，皇恩浩荡的没边了也！我们立即响应号召，拿出一半的走私船，干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