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刘弘的对此事的处置意见，就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了。

——陆贾此次的外交失误，绝对不会被认定为个人行为，甚至是某几人、某几十人的小群体行为！

乐观点，可能是某一政治派系，或是某几个‘私交甚笃’的重臣落马；悲观点，则可能是某一区域、某一群体，乃至于某一时期的官员集体遭重！

说白了，就是刘弘打算揪着此次陆贾出使南越一事，在朝堂大开地图炮！

从刘弘史无前例的遵守起‘四季五色’之制的举措来推断，这一次的打击目标···

“鲁儒一脉，只怕是要自绝于汉廷啦···”

殿内没安静多久，三公九卿在内的数十位重臣，已经在暗地里得出了大致结论：此次事件，必然会和某一个政治学派扯上关联。

而在如今汉室现存的政治派系中，与此事的挑起者陆贾关联最深的，便是儒家。

刘弘接下来的话语，也是三言两语之间，便确认了殿内众人的猜测。

“朕尚记得，孝惠皇帝之时，浮丘公游学至长安，关中闻声而振；朕皇叔祖楚元王交，更曾受业于浮丘公门下。”

“今楚王郢客，于孝惠年间受业于公，今吴楚多有言：楚王郢客，颇得元王纯善之风！”

刘弘恭敬一语，殿内众人的目光，便齐齐撒向了审食其和张苍身后，身着儒袍、头系儒冠，正闭目养神的老者。

——当朝《诗》博士，楚元王、鲁申公、今楚王刘郢客之授业恩师，齐人浮丘伯！

如果说，在张苍身旁端身跪坐的田何，是执天下文学之牛耳的《易》嫡系传人，那浮丘伯，就是如今天下，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与身前的御史大夫张苍一样，浮丘伯的授业恩师，也同样是名垂青史的大儒：荀子。

因为籍贯地（齐国）的缘故，浮丘伯得到荀子授业的时间，甚至比张苍还要更早！

战国末期，身为赵国人的荀子，在齐国兰陵开山授业，广收门徒，传《五经:诗、书、礼、乐、春秋》之义。

最终，荀子将自己精通的五经，分辨传给了几个青史有名的人。

——把《诗》传给毛亨和浮丘伯；

把《书》传给了韩非和李斯；

把《礼》传给陆贾；

把《乐》传给公孙尼子；

把《春秋》传给张苍和陈嚣。

这八人当中，毛亨乃战国时期赵国名臣毛遂之侄；韩非乃韩国公子、法家的思想集大成者；李斯为秦相，法家思想的发扬者。

陈嚣、公孙尼子二人则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寄情山水。

而仅剩下的浮丘伯、陆贾、张苍三人，便成为了如今汉室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其中，得授《春秋》的张苍，凭借开国阶段的武勋跻身政坛，后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和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见解，成为了汉室继萧何之后，又一个本身没有明确学派标签，却又能同时代表好几个主流学派的大学阀+相宰！

精通《礼》的陆贾，则是在业务全被叔孙通抢走后另辟蹊径，成为了汉室第一代外交官。

至于得授《诗》的浮丘伯，则是最大程度保留了治学本心，成为了三人中唯一一个专心研究学术，尽量少沾染朝堂政治的贤者。

若非去年浮丘伯再次游学至关中，被刘弘软硬兼施的留在长安，安了个二千石秩禄的《诗》博士之职，恐怕汉家朝堂，永远都无法看到这位老学者的身影。

从这个角度来看，陆贾、张苍、浮丘伯三人的学术地位，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

但当‘学术地位’与‘政治地位’扯到一起的时候，状况就有所变化了。

儒家五经诗、书、礼、乐、春秋，在过去的历朝历代或许占据同等地位，但在汉室，起码在汉室政坛，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

首先，由于汉室‘礼乐崩坏’，且掌权者对‘礼乐崩坏’乐见其成，就使得礼、乐两项，在汉室受重视的程度仅限于‘装装样子’。

这也是荀子的八个关门弟子中，得授《乐》的公孙尼子不愿入仕，甘愿游山玩水的原因。

而陆贾作为荀子门徒中，得授《礼》的那一人，在汉室的地位显然也是不言而喻——精通《礼》这一项，根本无法为陆贾加分多少。

《书》在汉室的地位，光是看看那两位得授《书》的荀子门徒是谁，就能看出端倪了。

——李斯，韩非！

在汉初的舆论当中，这两人，一个是秦灭亡的罪魁祸首（李斯），一个是法家恶政的集大成者（韩非）！

这样的情况下，汉室能重视《书》，才是最大的笑话！

至于诗，则带有太过于浓厚的儒家色彩，过于讲究仁义道德，与汉初的时代背景严重不符，所以使得浮丘伯这样的《诗》传人，只能在汉初成为博士，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