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有一条自秦末之时，就为汉家一直沿用的条例：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祀以少劳（猪、羊各一），长吏视葬。

吏，在军中多指负责记录士卒功勋的军法官，而长吏，则指直接指挥这位阵亡士卒的最低一级主官。

在行政单位，官吏遍分为长吏、少吏两种，长吏指全掌一曹之事的正职，如里正、啬夫等，都可算作‘长吏’。

有决策权，就意味着长吏必须有足够的秩禄，腰间系有象征权力的官印，所以通常情况下，长吏的俸禄不会低于一百石。

而少吏，则指无任何决定权，只能遵从长吏的指令，配合主官进行工作的副职。

通常情况下，少吏所指的，便是那些俸禄低于一百石的编外人员。

这样的人，在后世被称为刀笔吏或临时工，而在汉室，被称为斗食——俸不足石，以斗发之也。

这则条令的意思就是说，有士卒在战场上阵亡时，军法官要负责为其置办丧服、棺木，并同阵亡将士的尸首一起送回其家中，送上少牢规格的祭品，并由该士卒身前的主官亲自参加葬礼，以保证一应要求符合法律规定。

与行政单位所不同的是：军中长吏和少吏的区分，远没有行政单位那般复杂。

——从统掌五十人的屯长开始，往上都可以视作长吏。

也就是说：在汉室，哪怕是一个大头兵阵亡，也会有屯长一级的军官出现在葬礼现场，代表国家，向烈士表示哀悼。

死人都有如此高规格的待遇，那些立下武勋，并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将士，那就更了不得了！

从最轻的‘探得敌情’，到最重的‘先登之功’，士卒每一项功劳，都会被军法官详细记录。

若战后不幸阵亡，那这些功勋的赏赐，将送到烈士的家人手中；烈士的丧葬规格，也会在已有基础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升级。

若存活下来，那自是皆大欢喜——军法官会如实将战斗中，立有功勋的将士名单上报，朝堂再根据法律条令进行封赏。

功劳小一些的，至不济也能捞到一笔不少的钱财，以及‘x年不用服徭役’的待遇；功劳大的，更是封官进爵，不设上限！

有如此完备的条令存在，柴武却依旧多此一举的请求刘弘封赏、抚恤，这就是汉室的时代特性，以及政治文化背景所导致的了。

作为将领，柴武要想一如既往地得到麾下将士的追随，就必须全心全意的为属下谋福利。

也就是说，无论刘弘本意如何，柴武这个态度，是一定要拿出来，摆在朝堂之上的。

而身为臣子，柴武也需要借此机会，再次给刘弘一个重申自身神圣性的机会——雷霆雨露，皆为君恩。

——诸将士的赏赐，不是我柴武给的，是当今天子恩赐。

对着这套脱裤子放屁般的政治流程，刘弘还是有基本了解的。

见柴武将竹简高高举起，刘弘稍测过头，眼神示意身旁的王忠，将那卷竹简取来。

待竹简被王忠恭敬的奉上御案，刘弘缓缓摊开竹简，大致扫了一眼。

“原来如此吗···”

只见竹简之上，前面一小部分，与柴武方才所言大同小异；而后面那记录着数百上千个人民的部分，其前后顺序却颇为有趣。

——排在第一位的，居然是一个名为‘全旭’的司马！

其功劳倒是没的说：于大河北岸，率部围拿叛贼刘章！

逐条往后看下去，就见一个个刘弘闻所未闻，官职多不过屯、曲之间的中低层军官，被录入到了这份功劳簿之上。

当刘弘略带些诧异的将目光放到功劳簿最后，都没有发现柴武、灌婴、周灶、申屠嘉等将领的名字。

而这个小小的‘谬误’，或者说遗漏，却是精确地挠到了刘弘的痒痒处。

——这份奏疏，或者说战后汇总报告，是得到柴武、灌婴、周灶、申屠嘉四人联名认可的！

作为如今汉室军方将衔最高的四人，又怎么会同时出现‘忘记把自己写上功劳簿’的失误？

既然不是失误，那就是刻意为之——而且是在四人一致同意过后，才有了这么一份只有将官士卒，却无主帅名讳的功劳簿。

这样一封报告所暗含的内容，实在很难不让掌权者，尤其是封建帝王安心。

——我们有没有功劳，全由陛下说了算！

这样的政治觉悟，让刘弘不由感到一阵安心。

“若周亚夫有这样的觉悟，应该不至于晚景凄凉；迷路将军，也不会留下‘李广难封’的典故了吧？”

在没有思想政治建设的封建时代，决定一位武将结局的，往往就是其自身的政治觉悟。

没办法——通讯方式落后，思想建设落后等因素，使得任何一个封建君王，都无法对掌兵将领百分百安心。

皇帝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