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妻子儿女和父亲的安排，萧如薰已经和家人有了很细致的讨论，妻子儿女随着岳父大人南下南京城，在岳父经营的势力范围之内受保护，而老爹则跟着老大老二回到延安老家，在老大老二的保护之下可以在延安安享晚年，而且不远的地方还有大同的麻贵可以帮衬一些，并无大碍。

远离北京城这个政治漩涡，萧如薰就能放心的施展手段，至于地方上，说老实话，天高皇帝远这个说法不是白说出来的，待在京城和待在地方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些人待在京城可以影响天下，待在地方上就只能终老而死，比如王守仁，如果当初杨廷和没有把王守仁按在地方不让他进京，现在的大明又该是另外一种情况。

所以说在京城和不在京城的概念是不同的，京城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大明朝的任何一座别的城池，当权者只要手握京师，在如今这个没有军阀武将存在的时代，就等于拥有了天下，拥有了大义名分。

但是在地方上也有在地方上的好处，就好比在公司上班，在外地出差和在公司本部老板的监视下工作也是完全不同的，除了一样的使命，自由度就相差甚远，说白了，地方上的官员就像是从中央外放到地方上出差的，各种福利各种补贴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自由权力。

大明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朝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很强，但是再强的中央政府也有鞭长莫及的地方，受限于交通条件和信息传递条件，距离京师越远，掌控力就越弱，在更古代的时候，处于统治的角度，才有分封制的出现和产生，分封制的结束实际上是交通条件改善的产物。

大明就更聪明一点，北方有个北京，南方有个南京，分别在两座城市驻重兵，打造两套政治班底，以便任何一个出了问题，另外一个还能掌控局面，所以在崇祯皇帝死后几十年，江南的南明政府还能苟延残喘，这就多亏了南京的那套政治班底。

大明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度以北京和南京两座城市向外辐射，北京辐射北方，南京辐射南方，对整个东部中华的掌控力度空前强大，仅次于保甲制度建立以后的满清，但是这一切，都在越过了岭南之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从古至今，一直到十九世纪之前，岭南之地之于中华都是蛮荒的代名词，此时的大明也不例外。

蛮荒之地不仅意味着穷苦野蛮，也意味着朝廷掌控力度的衰弱，除了基座边境重镇之外，大多数地区的官府所能掌握的地方也就一座县城，除了县城其他地方全是自治，赋税老实教，但是其他方面睬也不睬你。

这就是萧如薰所注意的，目前的大明唯一没有被文官势力所渗透的地方就是地处西南之地的云南和广西之地，这两个地方因为接壤南边，环境困苦，经济落后，交通不便，首先就不受重视，而且还有战乱之祸，文官大老爷们怎么会对这两个地方感兴趣呢？

只有那些一根筋的愤青才会对这种鬼地方感兴趣，所以云南和广西很多的地方都是军队管辖，而不是文官管辖，实行的是军队长官负责军务和民政的制度，而非是州县制，可以说是在普遍压制武将的大明朝的唯一一处武将乐园，但是环境那么差，也算不上乐园就是了。

然而这就是萧如薰所需要的，边境之外开疆拓土，在闷热潮湿野蛮蛮荒之地的新领土，朝廷会注意吗？地处日本的石见镇现在还是标准的军管制，户部派过去的官员只管金山银山，其他的一概不管，民政军政日常财政全部都是吴惟忠一个人负责，可想而知，云南之地广西之地又是何种局面。

文官巡抚对军队的掌控力度也不强，大部分地方还要依靠武将，因为很少文官在做县令，连亲信部下都是武将而不是文官。

等于说云南和广西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把萧如薰和文官势力隔绝开来，云贵高原和十万大山将文官们的影响力隔绝在了云南以北，而在这南边，这块还未得到妥善开发的黄金宝地，尚且还是一片蛮荒不得重视之地。

萧如薰想过了，他打算学习李成梁，甚至是云南沐王府，将缅甸之地打造成自己的半独立王国，甚至是事实上的独立王国，这块地方将由自己说了算，而不是其他的谁来说了算，军政民政财政归自己一人掌握，然后尽力向南洋进发，打造一支如后来的郑氏那样强大的海上力量，主宰南洋。

只有到那个地步，萧如薰才敢于回过身来，向中原之地投放自己的影响力，打造一支强悍的火器部队，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和战术方法武装起来的强大部队，不输给任何国家的火器部队，只有这样，他才有底气回过头来，往那个步履蹒跚外强中干的巨人的躯干上扫视。

有钱，有枪，甚至有人才，那个时候，萧如薰才有面对一切的底气。

所以，萧如薰出了主意，将宋应昌留在了北京官场，让他韬光养晦，以期在需要的时候，让他站出来为自己摇旗呐喊，把自己留在缅甸之地镇守缅甸，并且想方设法的将自己的宁夏火器营的家眷们也给接到这里来，开始建设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