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三日下午三时时分。

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来了一位头戴礼帽，身着长衫的年轻人。

一名职员见来人气度不凡，手里提着一只黑色公文包，以为是金主上门，赶紧迎上去。

“这位先生，请问是存款还是取款？”

“哦，敝人在财政部供职，姓左，有公务要找你们陈经理。”

“原来是左先生。左先生，陈经理不在，徐襄理在。”

“徐襄理在也行，请通报一声，可以吗？”

职员姓吴，一听来人是财政部的，当下不敢怠慢。

“哦，请左先生稍候，我先去禀报一声。”吴姓职员把左先生让到大堂一旁的沙发上，躬身道。

大堂里有一圈沙发，是专供客人们办理业务时的临时休息区。

“好，有劳了。”

左先生坐到沙发上，顺手拿一份《中央日报》看起来。

不一会儿，一位半秃的中年男子从二楼匆匆走了下来。

“左先生，这位就是我们徐襄理。”吴姓职员指着中年男子给左先生介绍。

“徐寿先，左先生是吧，请问有何贵干？”徐襄理满脸堆笑冲左先生微微鞠躬。

“哦，徐襄理，是这样，这里有份公文请你过目。”左先生拿起公文包，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公文递给徐寿先。

徐寿先接过来一看，见是财政部的公文，上写：“见字即付来人法币贰拾万元整用于秘密公干。”

签署人一栏是用毛笔写的“巩汉章”三字。

巩汉章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交通银行作为法币发行的四大银行之一，与财政部经常有公文来往，徐寿先对巩汉章的签名自是十分熟悉。

徐寿先一看确实是巩汉章的笔迹，当下一点也没有怀疑，回头对吴姓职员道：“去取二十万法币。”

吴姓职员答应一声去了。

徐寿先请左先生坐下，自己则坐到他的对面。

“左先生，您在部里哪个部门供职？徐某经常去部里，怎么看着面生啊？”徐寿先问道。

“徐襄理，敝人姓左，在财政部供职，你只须知道这些就够了。别的，还是不要打听为好。”左先生淡淡地答道。

徐寿先打听左先生的底细，当然存着进一步接交的目的。

不想被左先生一句话就给堵了回来，再一想到公文上“秘密公干”四个字，徐寿先只好讪讪而笑：“对对对，左先生是秘密公干，徐某唐突了。”

左先生不理他这个茬，拿起报纸接着看，而徐寿先只能尴尬地陪在一旁。

他的尴尬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吴姓职员已经准备好了二十万法币，用两口箱子提了过来。

“左先生，二十万法币，请您过目。”徐寿先打开箱子，一沓沓斩新的法币整齐地排在里面。

徐寿先注意到，左先生瞬间动容，眼里闪过一丝狂喜，激动地站起来。

不过，这非常奇怪的失态只维持了短短的一二秒钟，左先生迅速恢复的平静。

“不用点了，银行的出来的钱款还能差了数目？徐襄理，再会。”左先生淡淡地说道，随手把箱子合上，提起来就走。

“慢来，左先生，还请给写张字据。规矩如此，请左先生见谅。”徐寿先赶紧拦住左先生，见他面露不虞，跟着解释一句。

“好吧，真麻烦。”左先生放下箱子，徐寿先递过纸笔，左先生就在案几上写下一张收条，递给徐寿先。

徐寿先接过来一看，见收条是这样写的：“兹收到交通银行法币贰拾万元正，左天一。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三日”

“徐襄理，没有问题了吧？”左天一问道。

有部文有收条，手续上绝对没有问题了。徐寿先笑着回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左先生请便。”

左天一戴上礼帽，提起两口箱子，匆匆出了银行大门，在门口叫了一辆黄包车，扬长而去。

徐寿先客气地送到门外，一脸笑意地望着左天一远去。

忽然，他感觉好像有些不对。

“左天一就这么坐黄包车走了？没有汽车，没有保护人员？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要知道那两口箱子里可是二十万巨款啊。”

又拿起公文和收条看了看，心道：“公文没有问题，收条也没有问题，怎么就是感觉不对呢。不行，我得问问。”

徐寿先赶紧回到二楼办公室，拿起电话打到经理陈白家里。

很快，那头电话被人接起。

“经理，我是寿先。”

“哦，寿先啊，有事吗？”

“经理，刚才财政部一名叫左天一的，带着巩部长签署的公文来提了二十万法币，我感觉不大对劲，所以打电话请你到巩部长那里核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