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深证综指跌到100点，李镇宁以375元的价格买了五万股宝安权证，后来陆续加仓，最后宝安权证最高涨到了每股23元，初始的20万变成了500万，在股市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然，他作为宝安的顾问，买卖宝安的股票，赔了倒也罢了，关键是他赚了25倍利润，这种行为放在国外百分之百属于内幕交易，能被监管部门罚到倾家荡产。

然而在国内，他的这种行为又再正常不过了，庄家和大户不都这么操作的吗？

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并且毫无规则可言的社会里，钱就代表着政治正确，能赚钱就值得被高看一眼，所以没人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大家反而觉得李镇宁的钱来得“干干净净”。

李镇宁苦笑道：“我算哪门子叱诧风云，纯粹是小打小闹，跟在别人后面拣点残羹冷之吃。”

不出傅松所料，老李的话同样引起了公愤，付出了走一圈的代价，才将众人的怒火平息掉。

傅松记得这两年的内地股市大起大落，于是委婉地提醒道：“老李，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李镇宁知道傅松是好意，笑道：“傻子才用自己的钱炒股呢，我自己的钱已经从股市里退出来了，现在以投资顾问的形式替别人理财，赚点跑腿费。”

傅松惊讶不已，这不就是私募基金吗？这家伙眼光可以啊！

不过，私募基金的投资人也不是活，他们投钱是为了赚钱，如果把他们的钱给赔光了，李镇宁的下场恐怕比用自己的钱炒股更惨。

傅松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凡是炒股的人，如果不被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一顿，估计是不会听人劝的。

吃完饭已经八点多了，大家又继续喝茶聊天，直到月上中天，等酒醒的差不多了，这才结伴下山。

茶院里其实有客房的，若不是顾忌影响不好，傅松都打算和萧竹梅在这住一晚。

回到酒店时，已经半夜了。

明天萧竹梅爸妈来京城，傅松不方便继续留在这，所以尽管又困又累，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履行了两次义务，这才将将把萧竹梅喂饱。

下次再见面，估计要等到明年春节傅松去美国地时候了。

萧竹梅心满意足地扭着腰去隔壁看了看孩子，回来后钻到傅松怀里，又拽着他说起悄悄话。

“唉。”萧竹梅冷不丁叹了口气。

傅松低头看着她，疑惑道：“叹什么气？”

萧竹梅特意修剪过的眉毛微微蹙起，“我突然发现，这么多年没见，大家都变了，而且变化都很大。”

“这不废话吗？整整7年没见了，咱俩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傅松感到很好笑，女人就是女人，就喜欢无病呻吟。

萧竹梅抬起头和他对视着，摇摇头道：“我不是说这方面，而是，怎么说呢？

以前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聊的都是改革啊，经济啊，农村啊，每次大家都会因为意见相左，争论得面红耳赤。

我骂你左，你骂我右，他骂你脱离现实，呵呵，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服谁。

然后回去通宵达旦找资料，引经据典，就是为了能把对方驳倒。”

傅松听着听着，不由得失了神，萧竹梅所说的那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依然历历在目。

“那时候每个人仿佛有无数的精力，是那么的激情澎湃。虽然有争论，但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

唉，可今天我发现，我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们了，大家都变了，当年的那种激情和奋进消失不见了，只剩下钱啊，生意啊，股市啊，投资啊。”

“是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傅松突然有些伤感，“你出国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像李镇宁、张少捷、李俊、邓陶、郭凡声他们，一夜之间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所谓的心死如灯灭。”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只要说起经济体制改革，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农发组”这个机构。

“农发组”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简称，严格来说并非是一个正式机构，它的成立离不开社科院的支持，1980年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立群批了2万块钱作为该研究组的研究经费。

“农发组”以调查之风而著称，鼓励调查研究，认为只有深入一线和基层调查，才能获取真实的社会情况，并鼓励与百姓打成一片。

“农发组”当时聚集了一批十岁的年轻人，从1982年这群年轻人连续五年起草了“中央一号”文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1984年“农发组”一分为二，一个是隶属于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专门从事城市改革的研究，另一个是隶属于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

所以，从体改所诞生的渊薮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经济问题，如果农村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