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搞政治研究的，当然免不了聊起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反正只是私底下的交流，傅松也没什么顾忌。

“卡曼教授，你是否认为多元主义的民主理论为美国民主制度提供了辩护？”

卡曼沉吟了片刻，轻轻地点头道：“虽然不想承认，但我认为是这样的，而且这种辩护又是通过行为主义的研究理论进行的。”

傅松撇撇嘴道：“政治学家一旦失去了在理论框架里分辨主次原因的能力，就会走入急功近利的死胡同。而行为主义的研究是昂贵的，需要大量经费的投入，无论是你，还是纽约大学政治科学系，都很难承担。所以，你们这些政治学家只能向政府和大型基金寻求经济支持，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呵呵。”

卡曼哈哈大笑道：“格伦，你又揭我的老底了！不过你说得对，理论的缺失使得政治学家失去了一种评判标准……，这个问题我身上也有。由于身受政府的经济支持，在一些问题上我们选择了噤声。如果按照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包括我在内的政治学家们都属于中产阶级，阶级立场以及我们对政府资金的依赖，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

傅松惊讶道：“你对马克思主义还有研究？”

卡曼摇头道：“只是有所了解，谈不上什么研究。格伦，你可能不知道，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被政府所允许的。当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未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实支持者，他们更多的用美国哲学自身的分析哲学传统来理解马克思，并试图指出马克思理论中的冗余、过时或者矛盾成分，对其进行修订。”

傅松问道：“这应该又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吧。”

卡曼笑道：“是冷战带来了了解和批判敌对意识形态的需要，有需求就有供给，很正常。”

傅松又问：“如果冷战结束了呢？”

卡曼愣了一下，然后眨眨眼道：“或许他们马上就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转入主流政治学研究，哈哈。”

一看时间快下班了，傅松连忙起身告辞。

卡曼道：“格伦，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吃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起去吧，我想你可能会对他感兴趣的。”

傅松好奇道：“能问问是谁吗？”

“大卫·哈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著名的左翼代表人物。对了，跟你一样，也是地理学专业出身，你听说过他吗？”

只听到“大卫·哈维”这个名字，傅松就已经目瞪口呆了，“当然认识，我拜读过他的《资本的限度》，我是他的忠实粉丝！”

在去吃饭地方的路上，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大卫·哈维，傅松有些紧张又有些激动，有一种后世小年轻见到明星偶像的感觉。

没错，对傅松来说，大卫·哈维就是偶像，他的每一本著作，无论是他学术生涯早期的《地理学的解释》《社会公正与城市》，还是80年代成熟期的《资本的限度》《资本的城市化》《意识与城市经验》，抑或是新世纪后的《后现代性的条件》《希望的空间》《资本的空间》，傅松都一一拜读过。

卡曼教授对他的评价是对的，大卫·哈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

在傅松看来，哈维教授最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地理空间角度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方式。

他认为唯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时空压缩和资本积累；唯有研究“资本主义怎样生产它自己的地理”的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空间上的扩展。

“卡曼教授，你是怎么认识哈维教授的？”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傅松开始没话找话。

“几年前，大概三四年前吧，我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学术交流，曾跟哈维教授有过一次辩论。”

“哦？那你们谁赢了？”

“哈哈，你这个问题难住我了。”卡曼哈哈大笑道，“事实是，我们谁也没说服谁，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哈维教授像极了骄傲的大公鸡，辩论的时候言辞犀利，咄咄逼人，但我也不是吃素的，哈哈。”

傅松笑道：“那就是打了个平手喽。”

“算是吧。”卡曼点点头，“所谓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我和哈维经常通信，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交流。他这次受邀来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你正在研究的社会资本问题，我觉得你跟他聊聊，或许会有些启发。”

“谢谢你，卡曼教授！”

“格伦，说实话，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面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这是我应该做的。”

……

在餐厅里等了两三分钟，一个五十岁出头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头走了过来，跟卡曼笑着拥抱打招呼。

“哈维教授，我给你介绍一位来自红色中国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