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种说明吏即“庶民之在官者”，大多是在郡县服役的“吏卒”、“吏家”，和士家同样是世代相承的，只是其地位较多于士家而已。

杜佑《通典》对三国人口的统计，仅限于州县编户，而不及“兵家”与“吏家”。这自然是不全面的。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蜀、吴两国的兵、吏数字，乃指兵、吏本身人数。但世代相承的“兵户”和“吏户”，也就是“兵家”和“吏家”，是包括其家属在内的。

以曹魏的兵户“士家”为例，大多来自私家部曲。如山阳巨野人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今山东巨野县西南）”，后依附曹操，“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三国志·魏书·李典传》”。

如此，从“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来看，每户平均4.3口。倘以此数通计之，则23万吴兵约含98.9万口，10.2万蜀兵约含43.9万口。魏兵数字缺载，但据司马昭讨诸葛诞时上表所称“今诸军可五十万《晋书·文帝纪》”，其士家人数当为215万。三国总计兵户当在83.2万余户，则357.8万余口、

至于吏户，据前引吴永安元年景帝诏令“诸吏家有五人”一语推断，吴吏3.2万，当有16万口，蜀吏4万，当有20万口。魏吏数字缺载，按蜀吏占州县编户数4.26%、吴占1.39%，魏折中以2.83%计，吏为12.5万余户、62.5万余口。

故三国总计吏户约为19.7万余户、98.5万余口。

四、少数民族大多不在州县的编户之内

汉魏之际，西北边陲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的人数很多。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边境各少数民族的控制、补充内地劳动人手及兵源的不足，招引或强制塞外鲜卑、乌丸、匈奴、羯、氐、羌等族徙居内地。

而这些少数民族内迁后虽与汉族百姓犬牙交错地杂居在一起，但他们一般还是仍保留其原有部落武装组织形式，不在州县的编户之内，即均以“落”计，而无户口实数。

如辽西“怀来鲜卑素利、弥加等十余万落，皆令款塞《三国志·魏书·牵招传》。”

又“（阎）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三国志·魏书·乌丸传》。”

曹操分南匈奴三万余落出居扶风（今陕西武功东）、天水（今甘肃甘谷东）界，曹操命夏侯渊平定以“河首平汉王”自称的宋建后，“河西诸羌皆降《资治通鉴·汉纪》”，并内迁至秦陇一带。

而原居于汉中的賨人，在曹操打败雄踞汉中的张鲁后，将其“迁略阳，内徙者亦万余人家，散居陇右诸郡及三辅、弘农，所在号为巴人。（《太平御览》卷323引《十六国春秋》）”

另外还有些因部落分散或被俘的少数民族人民，也在世族豪强的招徕与掠夺之下成为后者的佃客。如曹操末年，太原“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晋书·外戚王恂传》，”而这些人就很少有能成为国家正常编户齐民的。

蜀汉自诸葛亮平定南中地区后征敛过重，南中少数民族一直处于时叛时服之中，如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三国志·蜀书·张嶷传》。”此后太守都不敢到郡，徒有郡名而已。

当蜀汉末邓艾大军迫近成都、后主拟趋南中时，焦周劝阻说：“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以患国之人也《三国志·蜀书·焦周传》。”事实上，地势险阻、民族关系复杂的南中地区，蜀汉后期已非统治力量所能及，其人口故而也很少可能会列入李虎所送士民簿之内的。

东吴对境内山越的征伐，如陆逊镇压丹阳等处山越后，“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实际上，除强壮者补充军队外，所谓“羸者补户”，大多还是充作屯田上的屯田客，或分赐给世家豪族和功臣当部曲、佃客，如此，自然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编户。

又《晋书·文帝纪》：魏末陈留王奂景元四年（263年）”冬十月，天子以诸侯献捷交至，乃申前命曰：......是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仇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附，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如上所称边境各族归附的人口数字甚至超过三国编户的总人数，显然，这系魏庭统治者的藻饰之词，不足为信。

”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晋书·匈奴传》“，魏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晋书·宣帝纪》“。

而再根据这些记载估计，曹魏统治下的北部中国少数民族入迁数字，估计应在全部人口的1/5以上。至于南方，散居于益州南部的南中各少数民族，其居住地区占蜀领土的一半以上。分布地区遍及东吴南北广大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