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皇帝想立最喜爱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偏偏碍于宗法制度，明朝有立嫡立长的传统，群臣拥戴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皇帝却提出要三王并封，双方僵持不下，整整争了二十年，最后以万历皇帝妥协而结束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期间双方剑拔弩张时，群臣提出集体辞职来抗议。

万历是中国历史上被大臣骂的最惨的皇帝，有人骂他丧失志气，有人骂他贪财好色，有人骂他没病装病，更有人大胆到骂他禽兽不如。深受立储之苦，骂声之苦的万历干脆不上朝，既然挣脱不了礼法约束那我就不上朝不管事不见你们免得烦心。敢和皇帝僵持到如此地步，估计只有明朝这些官员能干的出来。

历史上宋朝也是重文轻武，宋朝文官集团也很强势，为何宋朝的文臣普遍比明朝文臣综合素质要高？宋臣给人的感觉是儒雅有序，明臣给人的感觉是失控无序。

这要归功宋朝良好的政治体制与氛围。宋太祖开了个好头，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对文人的保护上升到国家宪法的高度，整个宋朝富养文人，君臣同心同德，亦师亦友，宋亡后有十万宋朝遗老遗少投海殉国，他们是真心热爱这个国家和政权。

明朝的文官最后时刻什么德性？不说大家也知道。究其原因，还是明太祖开了个不好的头，把文臣推倒了自己的对立面。

皇家刻薄寡恩的形象就永远铭刻在了读书人心底，读书人一朝当官，别指望他们能和皇帝同心同德，明亡后，不难理解自杀殉国的只有皇帝一人，其他大多朝臣跪在那里迎接李闯王的到来。

宋朝文人有良好的个人修养与领悟。宋朝读书人思想开放，心性豁达，你看他们爱绘画，爱写字，爱填词。一朝当官，往往对事不对人，司马光旧党，王安石新党，苏轼蜀党，刘挚朔党，程颐洛党，争斗再怎么厉害出发点始终是为国为民，党争失败最高处罚是流放，流放哪里呢？富庶之地。

你看苏轼贬官后去了杭州，王安石罢相后去了金陵，传统形式是过不了多久又会被重新起用。罢官流放，那恭喜了，下一步就是升官了。

明朝文人深受八股文毒害，并且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思想禁锢，不讲实际。一朝当官，往往对人不对事，沈一贯浙党，黄彦士楚党，亓诗教齐党，汤宾尹宣党，顾天埈昆党，杨涟东林党。彼此倾轧，相互诋毁，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

将团体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主观上早已失去了为国贡献的意愿。党争失败是身死抄家，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党争本就不是好事，明朝文臣将党争演绎到了极致，极大消耗内力，加速了明亡的过程。

熊廷弼经略辽东，居功至伟，满清被打成缩头乌龟，努尔哈赤称他为“熊蛮子”。他倒在了党争的旋涡里。

卢象升率领天雄军破高迎祥，败张献忠，把闯王李自成打得没了脾气，人称“卢阎王”。他倒在了党争的漩涡里。

孙传庭总督西北，连战连捷，擒获高迎祥。明史下了这样的定论：“传庭死，明亡矣”。他倒在了党争的漩涡里。实事求是讲，明朝的救星都毁在自己人手里，明朝实亡于文官党争。

到明末的时候，尽是一群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嘴炮，标榜清流，自视清高，在朝堂上慷慨激昂，在国破时作鸟兽散。书生误国文人乱政，古人诚不欺我也。

朱厚炜很清楚这个军机处的意义。在原来的时空，军机处是雍正皇帝创造出来的。后世有人评价，军机处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权力中心，在中国古代漫长的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中，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皇权达到了顶峰。

而今天他确实没想到，正德皇帝竟然提前祭出“军机处”这一大招，直接打中了文官的软肋。可以想象，一旦推行起来，文官的反扑可想而知。

朱厚炜心中暗忖：难道我这位皇帝哥哥是雍正穿过来的？可是大哥呀，要玩你自己玩，咋把我推到坑里面？你这是坑帝弟呀！俺可不想成为“红丸”案的主角，死了还要被后世人骂啊！

传旨太监刚刚读完圣旨。就在众人目瞪口呆中，朱厚炜扑通一声跪伏在地，眼泪都下来了。

他哽咽道：“皇上，请收回成命。臣弟不敢奉诏！”

说罢，嚎啕大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