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讲座。但是，这种怪异的举动在满朝士大夫看来，无非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罢了，不足以引为同道。

普天之下，难道就没有人理解王阳明，王阳明注定连一个知己也找不到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至少在这个时空，这个叫朱厚炜的穿越者及时的站了出来，两人今天一聊，王守仁竟有一种”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眼前这位刚满十四岁的少年，才是自己生平唯一的知己。这让他又惊又喜又惶恐。难道这世上真有生而知之之人？

说句不好听的话，到了明朝中期，“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大有人在，而且这类人往往身居高位，把持朝政，祸国殃民。世风日益败坏，照这样下去，国将不国。

在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的情况下，穿越者朱厚炜杀了出来。他经过七八年的回忆记录和抄袭后世儒学概念，静坐冥思，舍繁取简，搞出了儒家新学传习录这本煌煌大作。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占领儒家学说的理论制高点，夺取这个时代文人占据的话语权。朱厚炜的所谓新学，把握了心与理吻合的关键，糅合了大量后世儒家的理论，让这个时代的学问与修养概念取得了质的飞跃。

这本书中，朱厚炜不仅向大家推荐陆九渊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著名论断，自己也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静中养出端倪”的功夫论。

按照新学的理念，读书人只有先弄明白了做人的根本道理，才能无往而不利。这种思想一经发布，就激起千层浪，近来这种理论已经在明朝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更是深深地打动了王阳明。当然不可能不打动他，这本来就是王阳明十年后才悟出来的理念。

在王阳明看来，他与朱厚炜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都认为心即是理，涵养体认的功夫唯在心上做，从而王阳明把自己的学问称为“心学”。不过，二人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格物致知”上面，朱厚炜提出了科学的方法论，这是他闻所未闻的新领域。

整个会客室显得祥和而宁静。年轻的卫王很随意的靠在椅背上，脸上带着无比的自信，神情并茂，用他刚刚进入变声期的公鸭嗓子在侃侃而谈。

“……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审查，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吾谓之为实践出真知……”

别看朱厚炜表现得镇定自若，可他心里有多紧张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面对王阳明这样称为圣人的大佬，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七八年前他就在进行理论上的准备。

尼玛，说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在关羽门前耍大刀献丑。得亏王阳明现在才三十四岁，他的思想理论体系还没有发育成熟，要不然真的可能有些不自量力了。

上辈子，朱厚炜的确接触过王阳明的心学，那时候不过是赶时髦，为了在同行中间装逼。无它，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中国的工商界流行起儒商这个高大上的名字，作为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如果不研究一两本王阳明的书，出门都不好意思见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厚炜这个大老粗开始接触到儒家思想。换句话说，朱厚炜纯粹是被动地研读过王阳明的传习录，这也算得上是歪打正着，派上了用场。

朱厚炜在登莱打开局面后，他发现这个时代的思想非常的混乱，尤其是这些读书人，对儒学的理解千奇百怪。朱厚炜在登莱已经有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摊子，其中也有不少的读书人。

人多了心思就杂，他也觉得该研究一下思想方法了，免得被人问到之时全然不知。前世所了解的阳明心学，被他打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他一咬牙俺就剽窃了！你想怎么地？

王阳明的心学范围很广泛，远远不是心外无物这么几个字，朱厚炜对于唯心还是唯物并不关注，在他打造的思维体系中，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朱厚炜上辈子从小就必须要学这些东西，倒是心学当中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观点在此时十分有益，尤其相对于明清八股取士的空谈之风来说更是如此。

他不会全盘照搬某一理论体系，阳明心学在明末既然有这么多受众，朱厚炜觉得可以从中取出有益的部分，但未必每样理论都要拿来指导世界观。

朱厚炜在其中揉入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概念，觉得来作方法论也是不错的。朱厚炜有着很清醒的认识，要想在大明打造一个新的世界，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必须建设一套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理论体系，借此培养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才能够把他的事业做大做强。

他曾经也读过一些玄幻穿越，有些作者在书中只注重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