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段时间，我和整个公司的同事们都被搞得很疲惫，有很多跟我一块来大陆的研发骨干都悄悄离职或者干脆不来上班，因为他们也怕在宝岛的家人受到打击报复，甚至不让他们回宝岛。

当时，走了不少人，但还好，依然有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跟我干一番事业，我本人，也被宝岛那边销掉了户籍，只能彻底当一个大陆人！”

说到这儿的时候，张汝今的语气明显有些自嘲，他没想到，他竟然是最早回归的宝岛人之一，而且是以这种奇怪的方式。

“我原本以为，解决了这桩难事，我们留下来的人好好搞，中芯国际一定能起得来，但是没想到，后来大陆这边又出来个“汉芯事件”，原本对我们很支持的许多大陆政府部门，一听说我们是搞芯片的，就有些犹豫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要搞好芯片产业，大陆要搞好芯片产业，但那段时间谁也不愿意当那个出头鸟。

等到局势稍微缓和了，我们和台积电的官司诉讼，恩恩怨怨又是接连不断，中芯的许多工程师都是台积电出身，我们想要完全跟台积电撇清关系，哪有那么容易，甚至我们很多工程师做设计，都按以前在世大积电或者台积电的那套来，当时因为急于发展没太注重这些细节问题，这导致后来我们和台积电的官司输多胜少。

另外，当时中芯一直没实现盈利，投资人也慢慢失去了耐心，大陆各地政府部门虽然对我们的态度好转表达支持，但面子政绩工程大于里子，加上当时我们采用的发展策略存在巨大的错误，想要通过多建厂，扩大规模的方式降低芯片生产成本，提升竞争力。

事后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实在是太过急于求成了，这种规模化的策略或许适用于其他行业，但绝对不适用于芯片行业。

因为芯片行业是一个技术周期迭代特别短的行业，而且越往后迭代，生产投资成本越大，我们的厂还没建成，生产的产品就落伍了。

四处建厂，让本就还没盈利的中芯浪费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如果当时我们能集中资源先把研发搞上去，或许今天的情况又会不一样，我在芯片行业干了大半辈子，这是我唯一感觉自责和愧疚的地方。

张生说我是一个建厂高手，这话倒是没错，我在美国德州仪器工作的时候，就在美国和东南亚建了不少芯片厂，后来回宝岛，来大陆，又在各地建了不少芯片厂，但是真正能好好活到今天的并没有几个。

09年的时候，我们在燕京和美国都在跟台积电打官司，美国那边我没指望，我本以为燕京的官司我们能赢，结果输了。

为了彻底解决中芯国际和台积电的恩恩怨怨，我本人只能答应离开中芯国际，并且签了竞业协议，其后几年内都没再涉足芯片行业，台积电也趁那次机会，成了中芯国际的股东。

后来有几年，中芯内部的内斗和管理都挺混乱的，中芯的许多工程师和管理层都是宝岛人，但投资人和董事局基本只剩下大陆的资金和公司，直到后来，跟我一块来大陆的邱云慈上来这几年，才慢慢压下了两边的矛盾。

到现在，中芯国际相比于我离开的时候，不能说没有发展，但这种发展速度，或许正好是台积电希望的那种发展速度，比他慢，不如他，对他没有威胁。

所以你问我大陆芯片行业要多久才能追上国际先进水平，我觉得可能永远都追不上，也可能很快就会追上，这取决于大陆的政府拿出多少决心做这件事，也取决于中芯能不能出现合适的领导人和融洽团结的公司环境，或者大陆再出现，比中心更好的芯片代工公司。

当然，这还仅仅是芯片代工制造，如果说到整个行业，不管是设计，还是原材料，或者是芯片制造设备，现在这些上游产业和核心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大陆想要全面追赶上甚至超越，最少都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而且这二三十年，还得不断持续的舍得花重金去搞研发搞基础材料，不然以现在大陆和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政治环境和技术封锁，别说是全面赶超，就算追，也永远跟国外有技术差距。”

张老一番话，让方哲陷入深思的同时也深感佩服，想他作为中芯国际的创始人，虽然离开中芯国际多年，但对中芯国际的现状以及大陆芯片行业的发展形势却有着深刻的认知和了解。

这几年来，年近古稀的张老也没停止折腾，从厂到江海新晟，再到青市芯恩，张老延续着他“建厂高手”的传奇，至于这些厂最后能不能活下来好好发展下去，这就像张老所说，取决于那些求厂的地方政府的决心，取决于那些厂的领导人，也取决于市场环境。

无论如何，张老建的这些厂，终归是为大陆芯片行业许多短板模块带来了一丝希望和火种，就像今天的中芯国际一样，虽然它不大，连台积电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虽然它不强，跟台积电有着34代的技术差距，但它却代表了大陆芯片制造的希望和火种，假以时日，这个火种必然会熊熊燃烧，成为中国芯片制造行业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