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张顺返回到洛阳城三五日，刚刚把城中诸事处理完毕，就接到了斥候的报告：“有大队官兵自山西而来，已过泽潞二府，将至怀庆府。”

张顺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不料官兵赶到如此迅速，洛阳城四角规划的敌台才刚刚动工，尚未建成，洛阳城防御尚且不足。

喜的是幸好官兵从山西而来，泽潞二府本就是义军长期盘踞之地，“顺营”名声又好，所以埋有许多暗桩探子，正好能够及时探查出官兵动向。

只是这些探子并非专业人士，无法估算出官兵人数，只是知道前来的官兵分为三队人马，以曹姓将领为首。

那张慎言、张都督和韩霖对官场都颇为了解，思考了半天，一致认为领兵之人除了临洮总兵官曹文诏之外，别无他人。

闻言，张顺也不敢大意。“大小曹”之名他亦曾闻之，知他是能在义军之中可止小儿夜啼的人物。

更何况两人当初也稍稍交过手，此人身为宿将，既作战勇猛，又用兵老练，确实非大明寻常总兵可比。

明代总兵官，又称总镇，原本权力颇重，统管一镇兵马作战之事。像大名鼎鼎的李如松便是辽东总兵，而统帅水师援朝的邓子龙也不过是一员副总兵罢了。

只是随着战争烈度的增强，规模的扩大，再加卫所制度的败坏。总兵官的权限越来越无法完成面临的威胁，朝廷又复设巡抚、总督，以便调动、协调和指挥更大规模的战役。

这就导致总兵官权力下降，甚至除了自己麾下的三千标兵以外，再也指挥不动其他参将、游击和守备。

再加吃空饷、养家丁和麾下士卒战死损伤。其实像曹文诏这样的总兵官，一般情况下也只能率领两千余人进行作战。

当张顺得到情报以后，分析了半天，便得出结论：这次官兵前来围剿的人马当在三千至六千之间。若是再精确一些，当有四五千左右。

即便只有这许多人马，也不是张顺轻易能挫其锐的存在。

明面张顺麾下人马众多，除却身边亲卫，仅步卒就有五千余人，骑兵一千五百人。

其实堪用之兵只有蒋禾、乱世王、治世王麾下步卒一千五百人，萧擒虎麾下孩儿营六百余人。

其余萧擒虎麾下二千五百余人“毛葫芦”未受训练，张三百麾下新募千余“毛葫芦”训练亦未完成。这三千五百人也只能用来守城罢了，无法与官兵野战。

不过张顺也非昔日吴下阿蒙，人皆道曹文诏威名赫赫，岂不闻我“舜王”斩山西巡抚宋统殷、四川总兵邓玘的威名？

张顺便笑道：“我听闻兵法曰：守久必失。如今曹文诏气势汹汹而来，我岂能坐困孤城，任天下英雄嘲笑乎？”

“曹文诏自北而来，定然欲渡孟津，以攻我洛阳。我军何不现据此地，因河守之。南船北马，曹文诏麾下即使有十万大军，又能够拿我怎么样呢？”

众人闻言皆是一愣，如今官兵势大，义军势弱，你不去考虑如何据城防守也就罢了，居然还想主动出击，出城野战？

特别是擅长防守的张都督连忙谏言道：“兵法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今朝廷大军前来，虽然不知其虚实，兵力当在五千至万余之间。我军能战之兵不及其半，将军岂可自投罗网也？依我之见，不若据城而守之，待其兵疲，击其堕归可也！”

张慎言和韩霖闻言亦赞同张都督之言，张顺倒也不恼，只是笑道：“张都督所言本是正理，奈何世异则事异，岂能食古不化哉？”

“洛阳为义军新据，人心未服，外无援军。若不能先挫其锋芒，以振奋士气，岂可久守此城？况且孟津距洛阳不过三十五里，步卒不过一日脚程，骑卒更是顷刻可至。一旦洛阳有警，亦不耽误及时回援。”

“再说那朝廷人才济济，兵马众多。我军唯有以快打慢，以攻待守，方可争得一线生机。若得人朝廷万事俱备，派遣十万大军来剿，只怕到时一切皆休”

“我意已决，张三百率不堪野战‘毛葫芦’三千五百人守城。其余骑兵步卒一并随我前往孟津，迎战曹文诏。”

众人用兵皆不如张顺，只好依令行事。

张顺遂后辞别众人，亲自带领悟空、姬程、刘成、贺锦和贺一龙四人，及麾下一千七百骑，快马加鞭赶往孟津。

萧擒虎率领蒋禾、治世王和乱世王诸步卒，二千一百人在压阵前往。

张顺骑兵行动迅速，只用了半日便赶到了孟津渡口。

孟津渡口洪水早已退去，尚有一些淤沙堆积在不甚重要的低洼之处。

其余负图寺耸立依旧，光武陵沉默如昔。一切好像都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来者却不是当初那个落魄的少年罢了。

张顺还未来得及感慨一下物是人非，却听闻前面斥候回报道：“将军容禀，前方渡口发现大量官兵正在渡河。已渡人马，约莫二百余人；正渡之人，约有百余人；其余未渡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