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令既下，最先动弹起来的是田师中部，随后几日内无数御营右军士卒收拾起行囊，在后方接应部队的遮护下一起从前线有序后撤，河北地区大量刚刚得手却偏东、偏北的城市被放弃，军队开始越过那些复杂的河道，往更靠近御营前军主力部队猬集的少数大城市或者军营汇集。

且说，宋军一旦开始北伐，局势混乱，武装侦查与细作便开始广泛存在并扩散起来。

武装侦查，也就是哨骑与小股部队渗透且不提，细作这种事情也变得很普遍了宋军会去做，金军也会来做，经常有一艘小船在夜间飘过黄河各种岔道，穿过那些沟渠树林，然后以口令或者信物的形势抵达而且无论是金国还是宋国，启用的细作普遍性都是河北本地汉人。

这种情况下，军营之外的事情根本没法遮掩，御营右军这种规模的反常调度也自然不可能瞒住人，乃是立即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与连锁反应。以至于岳飞自以为是的计划，上来便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干扰，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布置与安排。

但这个意料之外的反应，并不是来自于金军。

事实上，从军事逻辑上来讲，河北地区的金军高层没有理由对宋军的后撤感到什么特别的不理解王伯龙的那次遭遇战就是个完美的理由嘛，金国主力正在大后方集结更是一个要命的根本理由。

宋军统帅完全可以是从王伯龙的出动与签军的大规模征发上嗅到危险，大举收缩。

所以，御营右军的后撤一开始就在合理的军事逻辑链条里，任何一名合格的军事将领都应该对宋军收缩有所预料只不过宋军收缩的这么迅速、这么果决，收缩的范围这么广，有些让人佩服罢了。

除此之外，另一个使金军反应在岳飞预料之中的重要缘故，其实在于一个人。

高景山。

早在之前数年间，在与河对岸金军对峙、互动期间，岳飞便已经察觉到了这位金国大名府行军司都统的性格此人尽职尽责是有的，军事经验是有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地位也是有的，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一直就表现的很保守。

这一点，从七年前此人尾随八字军渡河一矢不发始现端倪，开战以来他的应对手段也全都能加以验证那些保守的后撤与放弃，水军的长久避战，大名府防卫措施的构筑，包括那二十多架对准了河道的砲车，全都能说明问题。

且不说砲车是固定死的或者什么，关键一点是，起砲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不光是说搭建起砲车的过程，而且还在于你要在城内渡口那边构筑砲车阵地，要不要提前拆房子？要不要整一个砲车工场？

然而，岳飞攻破大名城，隔河相对元城后，对面的砲车就已经就位一大半了，这说明高景山很可能是宋军一北上，或者干脆三太子讹里朵一死，就立即动手往死里整备城防了，而且一点疏漏都不留。

也不知道是该佩服此人的从容，还是该佩服此人的智力。

而这个性格，其实也是岳飞决定在结冰前进行一次大规模攻势的另一层因素了。

总之，这种保守的主帅，配合着金国主力大举集结的事实，果然没有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扰，也没有在大名府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调整高景山根本没有求功的意思。

王伯龙倒是出击了，这也在预料之中。

此人虽然隶属于大名府调度，实际上看驻地就知道，他与大名府周边那四个万户素来有割裂感，此时自北向南过来，也有理由避开高景山的军令，再加上此人作风强悍，稍微做出追击动作也属寻常。

但是，王伯龙也不可能真的追击深入一方面是孤军深入后的危险，一方面是他身上必然有完颜兀术之类的最高军令，让他在某一区域就位。

事实上，他的将旗也的确停在了夏津北部，而他的部属则越过了黄河东道的北岔，扫荡了德州，并在与宋军交战数次后选择了撤回。

但是，即便是军事上发展完全如岳飞所料，他也失算了，而且造成了计划的极大耽搁。直说好了，真正出乎意料的不是金军，也不是后方东京的政治压力东京的反应没这么快，而且再大的反应也不可能直接对前线造成影响对军事计划造成最直接影响的是黄河东道岔口里那三州的百姓。

也就是刚刚光复的三州河北遗民。

尽管御营右军从来不是什么模范军，但也要看跟谁比，最起码这里跟东京也不是太远，离岳鹏举和一多半都是河北人的御营前军更近，御营右军也不敢屠城劫掠不是？

更何况，老百姓对局势是看不懂的，他们只看到御营右军刚刚占据城镇不过几十日、十几日便大举后撤，自然会产生惶恐之心金军再度回来，会不会像八九年前那次大肆屠戮、掳卖汉人？

与此同时，金国又在黄河北道周边的州郡那里大举征发签军，整村整镇的男丁被拽走就隔着一个冬天会断流结冰的河道，谁没个亲戚朋友在彼处？谁能不传个小道消息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