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随着这种形式主义大于实质内容的上书成为风潮后，李吕二人立即就意识到了赵官家这般作为的真正意义了意义其实就在问政本身上面。

下面这些士大夫，又不是什么阴谋集团，看他们组团上书的模式就知道，还是根据地域组团，因为这年头他们想串联都无法越过地域这个限制，送上来的文书也多是和稀泥，明显是中和了地域内部综合立场的废话再加上他们本身都是儒家士大夫，又不大可能真因为那些赋税导致什么切身的经济压力，那哪来的那么多怨气？

这个时候，赵官家来到杭州，对他们展示出一个态度，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待遇，本身就能够达到拉拢和舒缓对立气氛的目的。

所以，即便是这种明显形式主义的问政，也依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成功很多人一辈子没见过皇帝，也考不上进士，这次能代表一个州、一个军，领着一群家乡子弟见到赵官家，当面提出意见，哪怕话都说不利索，却依然还能从形式角度被接纳，并得到礼遇，恐怕已经是人生巅峰了。

而既然借着赵官家这个天子的肩膀到了人生巅峰，那么自然要改变立场，成为标准的建制派，转过身去，谁当他的面说官家不好，那一定是要愤然辩驳的，谁要是说朝廷哪个策略不行，也一定要苦口婆心说出朝廷的难处，为朝廷大略进行辩解。

到了第二日，哪怕是一开始没有类似准备的地方州郡，也以及仓促聚集起来，推举名士，并连夜写好文书，代替地方行此方略以完成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这样，一连两日，赵官家和三位相公几乎是见完了两浙路，大部分江南东路、福建路，少部分两淮路的提案团，很是满足了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虚荣心，也让杭州城内的歌功颂德之声渐渐明显起来。

似乎一场团结的大会将会胜利闭幕。

不过，也就是如此了。

从第二日下午开始，就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像模像样的上书，很多真正想讨论实际问题的人也随之现身了。

比如说之前的江阴文士苏白、李韬二人就带着一群常州年轻士子单独上奏，写了十几条事情，全都是具体举措。

其中，建议集合东南海船，将御营十万众从沧州登陆，直取燕云这种话，当然是典型的书生之见真把御营十万大军送到那地方，就是一个丧失后勤被围歼的命运，蛙跳战术也不可能跳这么远，何况东南方向已经很疲敝了，再强行征船说不得就会把海商逼成海盗。

不过，关于在各地设立地方公阁，如三舍法那般层层传递，以广开言路的法子，却与赵玖来之前跟宰执们讨论的条款不谋而合。

故此，赵官家当即赐予二人同进士出身，并授予秘书郎职衔，要求二人联合那些以备咨询的地方士大夫首领们，一起从东南开始，筹措此事。

这件事情，进一步引爆了西湖畔的热情。

可就在大家准备继续踊跃发言之时，当晚却又有旨意传出，官家已经连续两日召见士大夫了，其余商贾僧道，以及市井农工一直都没有机会觐见，故此第三日、第四日，官家将暂停士大夫的觐见，转而召见那些人第五日再恢复问政。

这个旨意，堂而皇之，也不好反对。

然而，退休的许景衡许相公此时却表达了一定的忧虑他害怕仅仅再留下一天给士大夫，还空出两天的闲期，再加上赵官家和气的态度，很可能会使得一部分真正有怨气的士大夫们趁机完成串联的最后一步，在最后一天搞出真正的大新闻来。

许相公的担忧当然不无道理，可李、吕二位，外加赵官家似乎全然不在乎，那就没办法了。

暂且不提许相公的忧虑，只说接下来两日，轮到僧道、商贾以及寻常百姓参与这次武林大会了，而他们的参与方式就与士大夫彻底不同了僧道、商贾多是来花钱求皇家庇护的，所谓扬州那边的成例嘛而赵官家也乐的卖官鬻职，明码交易。

什么东南禅宗五寺，什么福建海商，或者家里开窑厂的、做丝绸转运的，甭管你是话头禅还是闭口禅，甭管你是走南洋还是想走东洋，只要给钱，万事好商量。

顺带着，这些来说话的豪商、僧道，也成为了以备咨询的人物，准备被纳入地方公阁系统，成为光荣的体制人。

至于前来觐见的寻常百姓，说实话，数量相对于那些士大夫、富商、僧道而言，就显得格外稀少了，而且他们更多的是来告御状谁和谁离婚，谁和谁争产，谁觉得自家的谁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甚至还有人来密告哪里有食菜魔教！

对此，赵官家处置起来就更简单了，全部转给有司也就是传说中的相关部门。

唯独一个食菜魔教的告密，因为就盘踞在钱塘江对面的萧山，所以，上下无人敢怠慢，御前班直统制官刘晏亲率御前赤心骑五百，连夜渡江，轻驰萧山，乃是在第二日一早，便将那个食菜魔教首脑连着骨干数十人给带回了杭州。

这一日，是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