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税，就是人口税，不管你家田多田少，你有成年丁口就要缴纳这玩意。

第六，则是另一种变相的人口税租庸制度下当然可以不要大部分服役，但服役本身是转化为丝绢这种税务的，换言之，劳役依然存在，改成了交税而已。

而劳役又是根据什么来呢？还是丁口。

何况，除了传统劳役外，总有一些必须要人来做的其他门类劳役比如宋代臭名昭著的衙前里正制度。

衙前是让你看管公物，实际上公物那个不被官吏掏空？所以衙前役就沦为事实上强迫百姓补足官物的抢劫行为。

里正类似里正是为了收税时方便，指定一户为里正，充当某种类似包税人的工作。

然而，大户来做包税人，是可以趁机劫掠的，普通百姓当这个工作，却反而不敢去真正的权势家收税，何况还有贫民百姓真的交不起税，结果就是担任里正这个役作的老百姓家要掏出自己家产补足税收也基本上相当于公开劫掠。

总而言之，饶了一圈，免不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但富人越富势力越大，越不会被盘剥，反而是穷人越穷，负担丝毫没有减轻。

譬如说杀婴那事，逻辑很简单，家里就那么多田产、家产，可只要孩子长大就要负担相应的人口税和劳役税那么结果就是穷人养不起孩子，不敢养孩子，孩子一多就溺死。

人多地少的福建路尤其如此，那地方杀婴已经成为了基本的习俗，胡寅差点被溺死就是这般来的，而富庶的两浙路、江南东路，虽然少了一些，却也少不了类似的事情。

事情就在这里对上了，杀婴不是什么恶俗，福建人不是天生就是要担上恶名，而是人地矛盾和赋税的问题，火葬、水葬也是如此，是为了省点田地方便耕种，淫祀、食菜魔教还是这般，是基层对官府失去信心，是官府对基层治理失败的结果。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这个问题底层农民承担着一切，却无人正眼看他们一下。

这便是大宋朝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盛世所在，也是赵玖此行东南之前便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来这里，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只是让近臣们去做调查，自己分析完之后更加深刻而已。

就这样，又过了两日，根本没有踏出太平州府半步的赵官家将那六个词汇也抹去，重新写成了两个简单的词汇：

一曰兼并

二曰丁负。

这便与跟那些年学过的教科书连到一起了。

而在写完这两个词后不久，赵玖只犹豫了片刻，便将这两个词也一并撕去，然后重新在小本本写下了两个来之前便盘旋于脑海的词：

一曰，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二曰，摊丁入亩。

两个词，两张纸，赵官家重新陷入到了选择疑难之中。

不过，就在这位官家犹豫不决之时，李纲终于请见了官家渡江后放了东南士大夫的个子，却在他州府内一声不吭呆了六七天，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包括两淮、江东、福建的都早已经渐渐云集两浙，他承受不住上下左右的压力。

所以，想请赵官家东行往两浙，去履行他的、相关政治座谈会的承诺。

对此，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的赵玖也情知拖不得了，却是一声感叹后，将两张纸一并收入，然后启程向东，却又下旨让李纲随行。

十月初二，御驾抵达金陵，汇集刘錡部兵马。

十月初八，御驾抵达苏州，苏州倾城而迎，赵官家旋即在此处正式下旨，将于本月底在杭州周边召东南士大夫论政，而且，除有品秩有待遇的在位、退休官吏，学生士人外，无论僧俗，无论商工百姓，无论两淮、两浙、两江、福建所属，但有言欲进者，不计文书口诉，皆可登御前一言明旨传出，东南终于重新沸腾，各处士民奔走而告，纷纷往苏杭一带汇集，等到赵官家仪仗出苏州时，随行骑驴乘车的东南士人，就已经不下数百人。

十月十五，因为雨水不期而至，御驾稍晚抵达杭州，随即赵官家与吕颐浩吕相公相会密谈，接下来几日，汇集而来的士人已经充盈杭州城内外，不下千余。

十月十九，最后的旨意正式传出，赵官家、吕相公，联内制范吕二学士，将于十月廿五日开始，于西湖畔召开相应座谈会，一连五日，天子、宰执、内制将会现场办公，若有议成，即刻当场发诏，以成政令。

一时间，东南三度沸腾。

十月廿二，随着许景衡许相公的抵达，赵官家终于想起一事，却是带着吕、李、许三位相公一起去洞霄宫探望了太上渊圣皇帝兄弟二人相见，据说是兄友弟恭，场面极度温馨，甚至两位皇帝、三位相公还一起在洞霄宫吃了一顿东坡肉。

以至于往后三日，杭州城内，东坡肉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