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并不是一个适合出行的时间。

尤其是往南方去。

对于赵官家而言，七月尤其显得不合适，因为他这一走，今年的中秋祭祀与太学上舍登第、殿试全都要错开，吴贵妃所怀二胎的出生也要错开几个孩子，没一个出生前亲爹是在跟前的。

但是，身为一个官家，什么时候离开京城不耽误事情呢？

无外乎是说值不值得而已。

而这次南巡，乃是经过朝廷重臣们的细致讨论，与赵玖自己长久思索后才下定的决心几名重臣不约而同提出南巡的建议，并非是巧合，而是说，既然要北伐，那南方那边的情绪必须要重视，不管是镇压，还是说疏导，总得在北伐前去一趟，不能由着南北就这么对立下去。

不然的话，中枢这里一遇到问题就觉得是南方在拖后腿，南方那里每见到一个举措就觉得是中枢在针对自己，结果就是没有党锢而事实上形成党锢一般的现象，继而导致新的、大面积的、酷烈党争重新出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随着赵官家一次次清理朝堂，推行北伐相关政略，朝堂上针对马伸、李光等少数派的排挤也随之明显起来，以至于包括赵官家自己在内动辄避开这两位重臣的行径，本质上就是类似现象的体现。

当然了，这肯定是不好的，赵玖也知道不好但所有明白人也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初不仅是在朝堂，更是在南方。

除此之外，赵玖本人也希望亲眼去南方看一看，看一看当地的社会结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弄清楚南方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沉重到了什么地步，以及南方从上到下的反战情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到底能不能在不影响北伐这个根本大计的前提下，使南方老百姓的负担稍微缓解？

故此，攘外必先安内也好，体察民情也罢，促进国内南北大和谐也好，总该去一趟的。

不过，即便是下定了决心南行，也还是得准备妥当

七月初，朝廷连续发出旨意，先是对使相吕颐浩在东南的功劳予以认可、表彰，进一步提升了吕颐浩的食邑，并根据食邑级别，加爵成国公。

然后，又追赠关学张载为郿伯，与王安石一起从祀孔庙。

随即，复又追毁靖康年间太上渊圣皇帝对司马光的追赠，免去司马光秦国公的爵位。

按照赵官家在邸报上的原话讲，司马君实此人，为人堪称君子，治学堪称楷模，为相却称误国，正是此辈学识不精，愚昧于政，以至于首开党争之酷烈，为靖康祸乱之滥觞。

而邸报上，除了同时刊登了这三条最新的旨意外，还专门提及了赵官家昔日在南阳白河针对苏轼等一并元祐党人的赦免旧事，然后以四位相公的联名的方式，明确重申了朝廷对新旧两党的基本态度尊崇新党，但对元祐旧党不予定罪追究。

这些加在一起，正是赵官家东南之行前给南方舆论传递的基调没有恶意，但不要指望着能在基本层面上趁机翻盘，有些东西是不会动摇的。

旨意之后，乃是随行人员的挑选。

杨沂中、刘晏随侍不提，两千名骑军是犹豫了很久后才决定带上的，虽说在国内巡视还有些防备之意不免显得难堪，但万一真闹出什么事情来，或者赵官家自己准备做什么事情，有一支机动部队在手里，也方便弹压控制。

至于骑军的领军将领，朝廷内里讨论许久，终究是没有敢让骑军都统曲大过去，更没有让手下全是蕃骑的李世辅带队，讨论来讨论去，最终选择了将门出身，儒将风度外显的刘錡领军。

而其余随行近臣，就很简单了。

两位翰林学士，一个是内制群体中算是资历、名头都领衔的人物范宗尹别看三照学士只有一张脸，当年在扬州当人家下属的时候，王安石就也曾吐槽韩琦说此人只有一张脸能有一张脸就很说明问题了另外一个当然是翰林学士吕本中，这是真正的四世三公之后，而且老家也算是淮南人，带上去总是有用的。

除此之外，阁门祗候仁保忠，中书舍人梅栎，起居舍人领军事统计司虞允文，新任秘书郎宗颍也都随行。

内侍省也有一个久随元佑太后居于扬州的押班邵成章随行。

同时，为了确保东京这里运行通畅，不耽误政事，一位公相，四位宰执，一位中丞，六位尚书则全都留守，乃是无一外廷重臣相随。

某种意义来讲，也算是轻车简从了。

换种说法，甚至有些孤胆英雄深入虎穴的意味了。

总之，折腾了好一阵子，七月上旬，在更新了最新一章水浒传，讲述晁盖下山被一箭射死后，赵官家就正式启程，顺着大运河直奔东南而去。

第一站是南京今商丘，此地距离开封大约两百里，一直是跟西京洛阳并列的陪都。只不过跟洛阳一样，这里也遭遇过一次致命的大规模兵祸建炎二年，金国东路军宿将讹鲁补、阿里两个万户率大军南下，奔袭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