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年间，上元节或许不是这年头最重要的节日，但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节日。

首先，它在年节之后，春耕之前，这个时候，没有到农忙的节气，但天气却已经转暖，不似年节那般寒冷，正适合出门。

与此同时，可能是人类共有的特性，春天的节日向来是对女子网开一面的，宋代及之前，虽然女子的地位都一直是有的，但允许所有年龄段的女子放肆出来游玩，却也仅限于两个春日节庆了于乡野而言，无疑是春耕后的上巳节最为契合，这一天是踏青、沐浴、去邪的好日子，而城市里，毫无疑问就是上元佳节了，花灯、祈福也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其实，这种春日间节日对女性的额外尊重与网开一面，很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殖崇拜、自由恋爱与农耕社会的妥协与结合的产物。

这一点，可以从很多原始的部落、早期开化文明中清晰窥见到一些特定的发展脉络好的坏的无所谓，但古今中外，着实都免不了这一遭的。

只能说，即便是渐渐保守化和持续性压抑的中国，也阻拦不了这种人类基本的最欲望与需求。

毕竟嘛，洋和尚也偷灯油，政教一体的中亚军阀们也喜欢养，大家都是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当然了，到了宋代，记载在周礼中，得到儒家老祖宗双重认证，但却更加放肆的上巳节，忽然间便在北方和中原消失，而主题更收敛一点的上元节却得到了官方的更进一步推崇从这个角度来说，却似乎又是封建礼教的胜利了。

中国传统社会性压抑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女性实际社会地位的减弱，似乎也是事实。

不过这么一来，上元节前后五日，所谓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四门大开，不禁昼夜，以至于连刑狱机构都可以趁机展示刑具，几乎变成大宋版的狂欢节，却也算是另一种释放结果了。

而这其中，又公认的，尤其以东京城的上元节格局，历来显得与他处不同。

一连五日，自正月十四到十八，城内城外，乡野地方，真真是百万人口倾巢而出，彩灯遍布整个城市，甚至一直延伸到城外的岳台、青城，整个城市到了夜间，几乎变成一片灯海。

而且这其中，城西灯景的别致，城南灯海的密集，城东灯市的奢华，城北灯场的广阔，素来是出了名的。

但这些又都比不过宣德楼对面，御街正中间的灯棚灯山。

所谓灯棚灯山，乃是皇家诏令工匠，自年节时便开始建设堆砌的彩棚式大型灯具，每年形制大小都不相同，其中高一些的几乎要与宣德楼等高，宽一些的几乎要与御街齐平。

实际上，每年上元节假期的第二日，也就是上元日当天晚上，整个东京的士民百姓往往要从大白天开始便到御街两侧占座，专等晚间的灯山、灯棚的点燃这就好像后世的春晚一般，甭管好看不好看，总是个特定的保留节目，而且是正戏。

不过，细细算起来，从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那一拨女真人围城算起，东京城已经足足七年没有真真正正的起过正正经经的灯棚了。

可这一次，过年的时候，便隐隐约约有官家龙颜大悦，然后拨出专款，召集工匠做灯具的传言出来大家考虑到去年没有任何大的战事，官家的权威地位又到了根本无法动摇的地步，再加上还有元祐太后归京的由头，所以反而多有信了的意思。

高级官员们也多没有反驳流言的意思，因为他们亲耳听到户部尚书林景默与赵官家的对话，所以知道去年的建财计划其实已经超额完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弄出来几万贯、十几万贯做个样子而且还能让上元节的市场热闹一点，多收些商税、卖些彩票，套回一些成本未必就不行嘛！

然而，传言归出言，一直到建炎八年的上元节假期开始，众人都未曾看到宣德门前起什么灯棚，只是在御街两侧廊下起了灯谜，然后当日例行给秘阁以上重臣赐下了相国寺的素斋，然后不免对朝廷和官家有些失望。

唯独失望又归失望，却也注定不会有人提这个由头的真要提了，不用官家开口，自有其他官员拿着国家未靖，勤俭节约做借口，让你下不来台。

当然了，正如之前所讲的那般，在国家一整年没有大的军事行动，经济全面复苏、朝堂格外稳定的情况下，东京城今年的上元佳节尽管没有皇室和官方的大举参与，但规模却依然直逼往年丰亨豫大之时。

甚至，可能是因为憋屈了许久的缘故，民间的活跃程度，好像更胜一筹。

一连五日，晚间灯市、灯谜不提，便是白日，城北蹴鞠场也连开五日表演赛，内城诸门左近的彩票点更是加了上元活字特别彩票，每日都有十文博百贯的奖项现场开出，据说五日奖项分别是三位太后与两位贵妃当日亲手封装的第一日开在是朱雀门，第二日在宣秋门，第三日是望春门，第四日的时候，许多人蜂拥到丽景门、闾阖门、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