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番违心之事。

李斯觉得要说的话太多了，必须把这些话写下来。他每次遇到难以解决的事情时，都要用写文章的办法使自己摆脱困境，他现在同样也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于是握笔在手，一笔一笔地写下去，就以《督责之术》为题，连夜写成了一篇奏章。这篇奏章就是论述了秦国怎样用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他把法家的各种驭民治人整人之术加以概括，使法家的专制思想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李斯也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凡事要皇帝自己做主，不要对臣下分权，意思是再也不要听赵高的话。等奏章写完时天也亮了，李斯深怕赵高又钻空子说他的坏话，就赶紧前来上朝。

这几日二世因为山东的事情接连召见大臣，所以也上了几回像样的早朝。李斯见百官都到齐了，就带领大家鱼贯而入，来到咸阳金殿。等到二世就位后，殿头官就站出来大声喝道：“皇帝听政，百官有事早奏，无事退朝！”言毕，李斯出班奏道：“臣有奏章！”于是就把写好的奏章呈了上去。二世从殿头官的手中接过奏章，开始御览。这篇奏章很长，大概总结如下：

所谓贤明的君主，必定要全面懂得治理天下的道理，全面掌握治理天下的方略，这就要求利用严刑峻法来督察责求属臣和全国的百姓；若是用严刑峻法来督察责求属下，属下就不敢不竭尽全力来为君上奉献生命了，因此君主虽然实施了专制独裁，事实上却好象没什么事情一样，而君上也能穷奢极欲，享尽人间的欢乐，这样的君王才算得上是最为贤明的君王。

申不害曾说：‘拥有天下的人，要是不懂得纵情享乐，恣肆承欢，就是拿天下当作自身的枷锁。’这种君王，是因为不懂得利用严刑峻法来督察责求属下和百姓，却愚蠢的为天下人卖命，就像唐尧和禹舜。他们根本就不懂得申不害和韩非高明的治国之术，反而把天下当作自身的桎梏，这就是他们不知道督责之术的过失。

韩非也说：‘慈祥的母亲，会有败家的子弟；而严厉的家庭，却没有剽悍的奴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能否用严厉的家法来整治处罚罢了，所以商鞅制订法令时，把随便向路上抛下火种的人都要判刑，更何况是犯了重罪的人？韩非还说：‘虽然是几尺布帛，有些人看见了却想据为己有，于是产生了偷盗的思想。可要是加重了刑法，就是百镒黄金摆在他的眼前，既是像古时候的盗跖那样的大盗也不敢随意地攫取。他还说‘刑法不严厉，那些跛脚的母羊也会爬上山顶随意地啃食青草’，这是因为羊毫无顾忌的缘故。相反刑法一旦变得严厉起来，就连古时候善于跳跃的楼季也不敢轻易的跃过城墙去偷盗了，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君王就应该独断专行，切实地去推行督责之术。比如说处罚犯人一定要重、要恨，这样天下的人就不敢冒犯法令了，所以说治理国家像慈母一样溺爱孩子，而最终惯坏孩子的办法应该马上停止，而去执行圣人的言论。

现在还有一些人经常在君上面前提倡节俭、反对浪费，这会使君上失去物质享受的乐趣，所以这种言论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而那些禀性刚烈，还敢以死来诤谏的臣子就是自讨没趣的家伙，君上就应该远离他们。只有君上能独自驾驭属下和万民，就能显示出君上的尊贵和权威，而只有这样的明君才能够独裁和专断国家大事，所以君上的权力也就不会落在属臣的手里。君上能独断专行，就能堵塞进献假仁假义道德的途径，断绝臣子信口胡诌朝政的非议，困厄烈士尽节的行为，淹没别人的聪明才智，这样也更能发挥君上决策大事的能力，像这种雷厉风行的君王，才可称得上是懂得申不害和韩非的心术，而使商君遗留下来的法令更加完善了。秦国的法令一旦完善，那么天下的百姓还有谁敢去做盗贼呢？所以说三王五帝的治国之术只有贤明的君王才能够效法而且执行，这就是实行督责之术的妙处所在，君王只有这样去做，万事才能够顺心，心中所想才能够实现。

通过以上所述：只有督责之术实行了，全天下的人，包括臣下、各级官吏和百姓，他们一心想挽救自己的过失都还来不及呢，谁还再有心思去作乱？所以说当今的君上应该具备三王的治道，五帝的统术，也就一定能够掌握驾驭臣民的手段了。臣说的话即使申不害和韩非还活在世上，也不会有非议，所以说尊敬的陛下，‘督责之术’您可一定要好好地思考一番啊。

二世看完李斯的奏章，龙颜大悦，就下诏执行。从此秦国就实行了空前绝后的恐怖统治，他们把表彰官吏的办法定为：向百姓收税最重算是能吏；按照秦国的法律杀人最多就是忠臣。此诏已出，朝野震动。秦国就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路上的行人就有半数都被定为罪犯，而杀死的人也多得无法计算，并且陈尸道旁，整个咸阳几乎就变成了杀人的场所。秦国处决犯人时，还让百姓围观，以示警诫。这种恐怖的极端专制统治就使咸阳变成了一座人间的地狱。

督责之术执行后的几天，二世就问赵高此术如何。赵高高兴地回答：“此术太好了，这是亘古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