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方才崛起这样一个权相。

与此同时，以汉帝国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生态与格局，其强大、顽固程度，实则也非王士廪所能轻易撼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皇帝刘维箴。

也就是在倒台之后，王士廪才真正、重新认识到，比起皇帝的信任与支持，他二十余年所积攒起来的权势，只是空中楼阁，缺少了刘维箴的背书，就像抽掉了柱梁，面对那些早已深根于帝国方方面面的功臣老贵的反扑，最终也只有轰然倒塌的结果。

在刘维箴昏迷的一日多里，当然有许多忠心耿耿的臣僚，表现最突出也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内侍行首蔡诀，以及大内都指使崔镐。

前者不必多说了，不仅保命，还严格督促御医救治，形影不离地照顾，为挽救刘维箴尽一切努力。

至于崔镐，乃开宝名将、兴平伯崔翰之后，事发之后他只做了一件事，率领大内军牢牢守备宫城、皇城，控制进出，尤其是御驾所在垂拱殿，五百侍卫严密守护，打消了诸多染指企图。

而其余大臣的所作所为，最让刘维箴寒心的，也莫过于王士廪了。如果说其他事项都还有解释的空间，那么他在晚些时候，将太子刘修远从东宫接到广政殿的做法，则使几十年君臣之间再无一丝信任余地。

当然，君臣之间所谓的心心相应，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东两，其中也必定存在有关政治利益与形势的内在逻辑。

而那套“逻辑”，从刘维箴醒来，并了解到在他昏迷期间帝国大臣们都做了哪些事后，便开崩溃了。

对王士廪的举措，刘维箴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初扶立了一个皇太孙，如今还欲扶立一个皇太子？朕还没死！”

这句评价，也宣告了王士廪政治大厦垮塌的开始。

作为帝国皇帝，哪怕是刘维箴这么个人，一举一动都对朝局政情有着重大影响。在他恢复意识后，京畿之内的风波在短时间内全部平息，一切又仿佛回到之前的样子。

当然，那只是一种错觉。经此一“劫”，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刘维箴，也让帝国政局迎来一个重大转折，而朝野内外反复酝酿了三年多的政潮暗涌终于迎来一场彻底的爆发。

从正统二十四年二月开始，朝中再度爆发出针对“相党”的集体攻讦，从宗室到外戚，从勋贵到大臣，纷纷上表弹劾。

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三年并不少见，但此一次显然要更为特殊，不只是规模，一些从未冒头的勋臣老贵也开始展现其攻击性。

而王士廪此次，再也平息不了，因为他丧失了压制众臣群贵的实力。在朝堂喧器之际，皇帝刘维箴拖着病体，于垂拱殿坐朝问政，听取大臣们奏报。

帝国的行政权力中心，便从广政殿重归垂拱，皇帝此举，自然使王士廪大为尴尬，而群臣态度热切，行动踊跃。

而刘维箴升殿议事，议的当然不是政务兵事、军国大事，他既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经验，但他是大汉皇帝！

在听取了大量关于尚书令及其党从的弹劾之后，刘维箴开始了动作，以宰臣中书侍郎萧偃权刑部尚书、都察使王弘范、大理寺卿魏景渊，率三司臣僚，对一应弹劾、举报人与事进行调查……

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于朝廷内部那些真正的大佬，于那些对帝国政治格局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而言，可谓深悉其妙。三名重臣之间，最大的共通处，便是出身勋贵，无不有一个风光显赫的祖宗。

于是，更大规模的行动开始了，一步一步，群起而攻。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又一桩“武德使之死”的疑案，时任武德使的郑旷暴毙于广府中，皇城司的间探们则大肆活动。

半个月间，几十名相党与疑似相党的官僚受到调查，其中有些官员甚至直接被捕下狱。面对这种情况，王士廪这棵参天大树，却连一点风雨也不能遮挡了。

当然，王士廪不是没有尝试挽回，只不过，自刘维箴苏醒之后，他仅同群臣一起觐见过两次，后面连面都见不到了，每次前往都被蔡诀挡驾：官家正忙于国事，不便接见王相公。

一直到吏部尚书毕光琳被皇帝以结党、渎职、逾制、乱法、营私等十项罪名下诏狱。

此诏一下，满朝轰动，而“倒王”事业的大局也基本奠定。毕光琳的身份也不一般，并非因其祖上乃开宝、雍熙名臣毕士元，而因他作为王士廪的姻亲，属于“相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毕光琳被拿下了，局势还不够明朗吗？王士廪还远吗？

到这个关头，王士廪也彻底醒悟过来，就像30多年前辅助刘维箴夺嫡时那般聪敏，洞察局势。他没再做其他多余的动作，而是主动上表请辞，欲以年高致仕，寻求一个体面。

可以，对其辞呈刘维箴选择留中，而不表态就是最明确的态度了。

事实上，因为王士廪之事，朝廷上层权贵官僚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深竣了，朝野内外的怨言，可不是能够轻易平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