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而华丽的官驾自长街驶来，停在王家府门前，一干僮仆紧张而殷勤的侍奉下，一名体貌清癯却极具威仪的老者下得车来，轻轻地抚过身上紫袍，开动稳健的步伐，回府而去。

老者正是当朝宰臣、吏部尚书王士廪，前武德使、江南布政使、宰臣、都察使、山阳巡抚使王玄真之孙。换在六十年前，只怕谁也不会相信，一个“鹰犬爪牙”出身的家族，在六十年后，竟能成为帝国名正言顺的豪门士族。

王氏之兴，最早起于世祖开宝时期的武德使王寅武，但真正的奠基者，便是王玄真了。作为一个罪臣之侄（王寅武因卢多逊案被世祖处死），先从“党项之乱”复起，又在武德使职位上挺过世祖晚年那酷烈的政治环境，最终还能为太宗皇帝接纳，成为雍熙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一员干臣。

更可贵者，还能成为太宗皇帝钦命辅臣之一，虽然很快被老贵清流们排挤出中枢，也没能支撑到辉煌的建隆盛世到来，但王玄真为王氏家族所打的基础，已然足够深厚。

在整个世宗时代，王氏都处于蛰伏养望的状态，王玄真长子王学坤、次子王学培也都顺利入仕，尤其是王学培，一度官至淮东布政使，虽然没能达到先父的成就与地位，但却稳稳地守住了权势富贵。

至于这王士廪，则是王家是长房嫡孙，从小便表现出过人天分，八岁即能属文，对时政也常有惊人见解，他快速成长的那段时期，也恰是帝国走向建隆至盛的阶段，对世宗皇帝进行的多项整顿改革，也都有极深的认识与见解。

正因有诸多奇异之处，王士廪得到了父叔的全力支持，经过进士、观政、县州府一条龙履历之后，于建隆后期被活动进东宫任职。

那时，世宗皇帝封禅未久，但老已显，而太子刘继礼则春秋正盛，虽有杨皇后与刘继英之威胁，但对于王氏家族来说，还得是太子正统更值得投资。

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太子刘继礼不幸早薨逝，这打断了很多人的计划与安排，包括王家。或许也正因如此，方使王士廪更加快速地脱颖而出。

自建隆二十年起，持续了三年的夺嫡之争，在世宗皇帝的压制下，固然保持着一些基本的“底线”，但其中伴随着的刀光剑影、明枪暗箭，也足以让人头皮发麻。

也正是在一种看起来十分艰危的局面下，王士廪凭借着几次进言分析，逐渐成为当时还是皇孙的刘维箴最重要的谋臣。

王士廪的策略，一在“孝”，二在“忍”，三在“等”，但其中分寸与火候，却实则很难把握，如非王士廪时时提点设谋，以刘维箴之庸弱，未必就真能等到刘继英“犯错”的那日。

正因东宫时期的“同患难、共艰危”，等到刘维箴继位，王士廪也顺利熬出头，对于这个心腹重臣，“讲义气”的刘维箴给了十分丰厚的回报。

先以其为少府，接掌皇帝财库，后升至殿中监，没两年便登堂入室，以都察使之职拜相，及范仲淹还朝任尚书令，王士廪也趁着朝局大变，在皇帝的支持下，晋位吏部尚书，成为朝廷排名前列的宰相。

而自刘维箴继位以来，在政事堂层面，由他亲自下场博弈，只有两个大臣，一是王士廪，二就是兵部尚书李开源。而李开源，可是世宗原配李皇后的侄子，是皇帝的表舅。

由此可见，王士廪在皇帝刘维箴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正统皇帝虽以“庸弱”示人，但皇帝这面大旗的价值与作用，却被王士廪极大地利用起来了，既为国，也为己。

也正是通过王士廪这十来年的努力，王氏家族开始真正地蜕去凡皮，脱胎成为帝国的士大夫家族，官僚新贵。

作为站在帝国顶层的士大夫，王士廪对君王忠诚，对国家也有担当，两者之余，也免不了对个人名望与家族利益有所扶持。

就如此时，回府过堂，已于堂间等候，面色凝沉，满怀心事的一名中年，时任财政司度支部江淮左计使的王志民，这是王士廪的侄子。

见到王士廪回府，王志民立刻起身，急忙上前，主动接过王士廪的帽冠，态度异常谦卑：“恭迎二叔回府！”

王士廪只是看了他一眼，没有作话，在两名女婢的伺候下，脱去显贵却厚重的绣华外袍，净手洁面，落座，饮下一口热茶之后，方才问王志民道：“坐不住了？”

整个过程，王志民都老老实实候着，不敢有丝毫不矩，闻问，方才语带委屈地答道：“侄儿只是心中不甘，情况怎会突然变化，让那王安石鸠占鹊巢？”

“所以，你是上门找老夫要解释、讨说法来了？”王士廪淡淡然地道。

闻问，王志民脸色微变，赶忙道：“小侄岂敢，只是倍觉憋屈罢了！”

见其状，王士廪冷冷一笑，道：“命官要职，国家重器，可不是我王家私产，你若是以为，老夫身兼天官，答允你的事，就万无一失，那你这个官，就合该当到头了。

宦海沉浮，疾风骤雨，若经受不住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