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情如火，席卷西南，虽然像善阐、理州（大理）、建昌等云南中北部的核心州府重镇，一直坚如壁石，未尝有失，但祸连滇黔的西南大叛乱，也足以让朝廷寝食难安了。

滇黔之乱之于朝廷，要紧的不是其本身多少蛮部、土司叛乱，多少刁民逆反，破了多少城镇，死了多官民。实事求是地讲，滇黔就算被彻底打烂了，人都死光了，于朝廷而言也无关痛痒，毕竟很难动摇的帝国根本。

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在哪里，永远在中原、河北，当然最近二三十年东南江浙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也渐渐赶了上来，成为维持帝国统治秩序运转最核心也最强劲的动力。

而其他地方，边地如西北、西南、山阳、东北者，虽然同为帝国不可分割之地，起着鼎足之作用，但总归是次一等，属于一个强盛帝国颜面与表征。

就冲着这份帝国尊严与荣耀，为了维持“建隆盛世”的偌大名头，朝廷也不可能容许叛乱、背离的发生，处在强盛期的帝国也有足够的实力去勘暴制乱。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央帝国来说，不管是哪一方出现严重动乱，都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出现了问题，也必然会寻求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事物的发展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即便高山密林、毒虫瘴气依旧是滇黔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阻碍，但建隆时代比起过去，终究大有不同，联系也是日益紧密。

连玄宗之大唐，都能力征南诏，何况归治数十载的滇、黔之于帝国。同时，若滇黔局势长久糜烂，那么地形、气候、民族分布、治理现状都与之高度类似的剑南南部州县、广西西部、湖南西部地区，乃至高原另一侧的吐蕃，都难免受其影响，范围再扩大，就是朝廷拼了老命也得维护的精华之地了......

川蜀之乱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其影响教训可依旧存在，至少对亲身经历见识过的刘文济君臣而言，是不敢过于大意的。

因此，为了西南的安宁，为了帝国的统治，朝廷对滇黔之乱的重视一路飙升，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必须及早将之扼杀，尽可能将影响控制在滇黔地区范围之内。

眼见乱象扩大、贼势蔓延，而地方官府官军却不能制，帝国终于从中枢层面以下，正式发力了，向滇黔进军平叛的诏令与平叛大军的组建于建隆十年（1027）正式落实。

当然，刘文济鞭策下的帝国朝廷，虽然难免犯一些迟钝的、傲慢的“大帝国病”，但处事效率，尤其是滇黔之乱这等军国大政的问题上，还是不会如此迂缓的。

之所以拖到建隆十年，就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等待、观察、了解乱情之发展，同时冀望滇黔二道自己消化、自己搞定；二则是，建隆九年立秋之后，朝廷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平叛事宜了，筹措粮械，调兵遣将，用了足足半年多的时间，从滇黔重镇及其周边构建起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

皇帝刘文济或许并不精通军事，但他知全局，识大体，懂战略，同时，身边也不乏优秀的军事人才为之谋划出征。而为刘文济谋划西南军事全局的，主要有三人，兵部尚书张俭、由少府转任殿中监兼枢直学士的萧恭，以及最为关键的枢密副使曹玮。

而曹玮也是西南平叛的统帅，被刘文济任命为西南招讨使，总督剑南、湖南、广西、滇黔之军。同时还给曹玮配了两名副手，西南巡检使折惟昌与两广巡检使曹克明。

折惟昌自无需多说，折氏嫡传后裔，正值壮年，老将曹克明则是百丈伯曹光实之侄，是一个久经沙场且临阵指挥应对能力很强的将领，即便年逾花甲，亦能引刀控弦，常年坐镇广西。

一直以来，在很多帝国臣僚眼中，曹玮能够跻身高位，成为枢密院的“常务副枢密使”，都是靠着履历以及家世，在其军事生涯中，虽然参与了几次对内部叛乱的平定，但实在没有多少能够拿出来服众的成绩。

当然，这一点实则是和平帝国体系下所有军队将帅的通病，出身、履历与资历是其晋升最主要的依据，毕竟不像老一辈的将帅，几乎每个人都能拿出赫赫战功来。只不过，由于曹玮身居高位，这一点被更多地放大罢了。

因此，西南之行，不只对汉帝国来说是一件攸关统治的大事，于曹玮本身而言，也是一场证明之战。而这样的机会，竟然到他人生暮年，才真正迎来，建隆十年的曹玮，已经五十五岁了......

战争才是将士最好的学堂，也是最高效的练兵场，在西南平叛的过程中，一批年轻的将领也慢慢冒头的，比如家世显赫的杨文广（杨延昭幼子）、田思勰（田仁朗之孙）、马长议（马仁瑀之孙）等。

显然，不管皇帝对军功勋贵有多少忌惮以及由此引发的打击、压制，真到国家有难，在选兵派将上，仍旧不可避免地向其倾斜。

这其中固然有刘文济安抚勋贵们的用意在，但迫于勋贵对军队那浸透到骨子的影响力，也是重要因素。而滇黔之乱，一定程度上，对勋贵们是有好处的，至少让他们扬眉吐气，痛快地翻了一次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