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阳时期，黑恶势力还占据着上风，弥勒佛都还没降生，怎么能够轻易出手呢。

白莲教召开的临时会议上，南方分坛坛主王在贤率先发话了，在他的辖区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作为主要负责人，自然是要对上边有所交代的。

王在贤对着无生老母的香案上供奉着地无生老母行了一通的跪拜之礼后，缓缓说道：“无生老母在上，当着无生老母的面，这事是谁做的自己站出来，莫让王某难做。”

话音落下许久，没有人愿意背起这口黑锅，王在贤犯难了，这次对锦衣卫的贸然动手可谓是打草惊蛇。

这事儿还得从明朝辽东的沈阳与辽阳失陷开始说起，沈阳失陷之后，朝廷便调遣广西一带的狼土兵、以及西南各地的土司赴辽支援。

著名的女将秦良玉便是女土司，其夫马千乘过世后其子年幼，便又秦良玉暂时接替其夫石砫宣抚使的职位。

明朝西南边境的少数民族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明朝统治者头疼不已的一个问题，明朝早前对于西南边界的少数民族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民族统治政策。

所谓以夷制夷，则是让本地的地头蛇世袭土官的制度，土官又称土司，是当地少数民族的最高长官，掌握当地的生杀大权，在本地是比土皇帝还要土皇帝。

明朝早期采取的以夷制夷政策，无非就是希望通过让少数民族内斗消耗实力已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效果。

一开始的效果确实达到了明朝统治者预期的效果，各土司之间矛盾不断，常有矛盾冲突，少数民族通过内耗实力大减，无法对大明朝的统治构成威胁。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弊处就慢慢的显现了出来，介于各土司之间的仇杀不断，势必演练成武侠剧中的传统桥段，他杀了他父亲，他又杀了他儿子。

仇恨是一代传一代，因此各个土司部落之间时常出现仇杀、械斗之类的事情，

各土司之间的这种仇杀与械斗正是朝廷喜闻乐见的，朝廷向来都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土司们都得两败俱伤为止。

而这种所谓的仇杀与械斗的事件，往往并未只是报仇这么简单，以夷制夷的同时也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个土司被打垮，注定这另一个土司要站起来。

许多土司在报仇的过程之中，往往吞并了对头的地盘，从而越发壮大起来。

从明朝初年的麓川宣慰司思任发、思机发引发的叛乱、到万历年间的播州宣慰司杨应龙引发的叛乱都是以夷制夷埋下的隐患。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朝廷也发现了以夷制夷的坏处，土司世代为官，长久以来必定独霸一方，更有一些土官对境内百姓实行压榨，使得怨声载道。

垄断必然会造成行业的退化与官僚化，土司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土司垄断了当地的统治权，治下的百姓自然无法受到更好的教育，只能是奉行土官推崇的那一套教育理念。

明朝后期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大明朝开始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所谓改土归流政策，则是废除以往的土官世袭制，由中央派遣官员到地方上就任。

这一举措，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推行儒教，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

改土归流这一政策，很显然的损害了土官的利益，土官自是不肯，推行也便因此受到了阻碍。

朝廷也不好硬来，但朝廷改土归流的决心从未改变，但凡一有机会便绝不放过。

如凡有土官绝后，没有子嗣的，朝廷便趁机派流官上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土官反叛朝廷被镇压后便革职改流官充任。

乃至于有土民上书向朝廷申请的，朝廷也都表现的十分的民主，顺应民意改土归流。

即便朝廷没有硬来，而是借着原任土官无后为由推行改土归流，却还是引起了土官家族的不满。

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便是那积极不满意土官中的一员。

天启元年，原永宁宣抚使奢效忠卒，永宁宣抚使这个位置便空了下来，奢效忠之第奢崇明与其子奢崇周为了争夺土司之位开始互相攻伐。

朝廷也在等着这个机会进行改土归流，就在奢崇明与他侄子奢崇周为了争夺土司之位打的你死我活之时。

四川永宁总兵官郭成、马呈文突然领着兵马就杀了进来，美名其曰，为调节叔侄之间的这场纠纷。

实际上，这位郭总兵对于这类调解纠纷的居委会大妈工作并不热衷，他之所以赶来，只是来趁火打劫的。

郭总兵趁着叔侄相互攻击之时，将奢家累积多年的财富洗劫一空，很是发了一笔横财。

而后，奢家的这场叔侄之争由叔叔打败了侄子，以奢崇明的大胜告终，解决完内部矛盾后奢崇明得知郭总兵不请自来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奢崇明只是向朝廷上书，要求由自己承袭兄长的土司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