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海“一·二八”事变给国都南京带来的现实威胁，加日本海军显示出的强大战力，国民政府开始在长江口、海方向积极布防。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国民政府并没有扩大战事的军事决策。与扩大战事相反，国民政府仍然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一再严令海保安团不许对日本人挑衅，并且对于张治中将军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也未予以批准，只是下令让张治中部作好积极的战争准备。

从事实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损害了世界列强在华利益，也必然会加深日本与西方大国的矛盾。因此，国民政府企图利用这一矛盾，通过外交政略寻求西方大国的支持，调解中日关系，甚至是直接干预双方的战争。

海，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利益的真正核心。在战略层面，国民政府谋求主动，早己开始谋划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想将中日战争的战略重心向南转移至海，以期得到世界列强的支持。国民政府高层认为，日本占领平津几成事实，但仍然希望像以前一样当作地方**件，作为局部问题来解决，日方的目的既然在于占领平津，那么他用兵数量及作战计划，也一样将会与此相对应，这是国民政府对北方战事的预判。同时，日方在军事一再进逼，战事扩大之势愈发明显，这种态势显然挑战了国民政府的底线。在全国抗日声浪高起的形势下，抗日已经成为全国头等大事，国民政府不得不为此竭尽全力，否则政府势必失去民心，被民众唾弃。同时，国民政府也慢慢作好了全面战争的打算。

中华民国高层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就是一个国力极其贫弱的大国。高层认为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对抗日本自然是远远不够，便把战略的眼光看向了海。因为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势力在海拥有大量的投资，如果中国在海和日军全力相拼，势必破坏欧美列强在沪在华更多更大的利益。这样，通过利益的博弈，让西方列强参与进来。通过对日战争，改变国民政府一直软弱的国际形象，也可以转变西方列强一直以来轻华的心态，还可能引起欧美列强居中调停，甚至是武装干涉。在外交政略与军事策略二者之间，显然国民政府高层明显更加倾向于军事策略服从于外交政略，当然这也是国力使然。

日本当局认为，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在海作战中迅速取得优异的成绩，并确保日方在海的利益。这样可以取得防止各国的干涉、破坏经济中枢、实施大规模的对要地的空袭、打击中国方面的士气的效果。

中日战争，从战略意义层面来看，中日海战争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究竟何时爆发、如何爆发，这其中的内因是中日双方不可改变的立场，欧美列强的态度也是左右中日军事冲突的一个重要外因。

六年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国政府诉诸国联，国联作出了“各打五十大板”的糊涂决定。显然，这是对日本侵略中国行为的纵容与妥协，国民政府期待之中的公允并没有得到实现。尽管事实不遂人愿，尽管国联和列强对日本妥协是不争的事实，“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国民政府高层仍然觉得，西方列强在中国享有重大利益，一定不会允许日本扩大侵华的态势，进一步损坏他们自身的利益。尤其是海“一·二八”事变，西方列强不甘心海利益受到损害，采取武装威慑与外交干预的手段，出面调停了这次军事冲突。国民政府高层认为，海的利益或许是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对日本划出的底线，基于这个总体判断，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的同时，力求引起国际社会对战事的关注，谋求世界列强出面发声讲话，企图借列强之力迫使日本作出军事、政治的妥协，甚至是让步。

七月十二日，蒋介石委员长发给宋哲元的密电中专门提到“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然而，欧美列强对此中日关系都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英国和法国要相对积极一些。对于日军的行动，英国驻东京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七月十二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召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以暂停英日修好谈判作为对日本的警告。

七月二十日，蒋介石委员长在南京接连会见美英等国大使，强调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迫在眉睫，表示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是美、英二国之合作可挽危机。对此，英国立即做出了反应，张伯伦首相表示，愿意与美国合作，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对日。但是，美国国会被孤立主义势力所主导，他们认为地球那边发生的事情与自身的利益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中国的战争灾难并没有引起他们真正关注，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线。这样，美国政府也不想卷入大洋彼岸的战端，更不愿意与日本对立，坚持不愿采取完全一致的干预行动。美国人更加现实地关注经济利益，甚至在中日爆发战争后还在持续向日本大量输出废石油、旧钢铁、橡胶、医疗物资等重要战争物资，这才是美利坚合众国在亚洲利益的博弈所在。中日双方的战事，可以让这个世界“头号商业巨人”两头获得，那么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