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年路的那碗阳春面，余味悠长。

它不仅暖了四个年轻学子的胃，更像一个无声的仪式，将一份沉甸甸的治学精神烙印在了他们心上，正式为陆泽的研究生生涯拉开了序幕。

开学后的生活，迅速在一种张弛有度的独特节奏中铺展开来。

象牙塔内的时光，与阁楼里那段与世隔绝、疯狂闭关的日子截然不同。

课程表从表面上看，堪称清闲。每周除了三个半天的公共必修课。

分别是略显枯燥但必须掌握的政治理论、决定学术视野宽度与广度的公共英语，以及为文学研究打下框架的文艺理论基础。

真正属于导师指导的专业学习，就只有每周三下午和周六上午，跟着贾老师上的那两节《中国新文学源流》。

乍看之下，这意味着大段可供自由支配的私人时间。

然而，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明白，真正的压力并非来自课堂，而是潜藏在每一门课程背后那高标准的学术要求之中。

政治理论课需要阅读大量经典著作，并结合当下社会现实撰写一篇又一篇的思考文章；

文艺理论基础则要求学生在极短时间内，系统性地梳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俄国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庞杂脉络。

而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当属公共英语课。

这门课的期末结课作业，是要求每个学生独立翻译一篇不少于八千字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外文文献。

在1981年这个资料匮乏、没有网络辅助的年代，对于大多数需要抱着厚重词典一个词一个词硬啃的学生而言，这无异于一项需要耗费整个学期的浩大工程。

它考验的不仅是语言功底，更是长达数月的毅力与耐性，绝非期末前临时抱佛脚能够侥幸完成。

至于贾植芳老师的治学之严，更是名不虚传。

他的课堂从不拘泥于固定教材，开学第一天，就给四位弟子发了一张油印的、密密麻麻开列着上百本著作的推荐书单，涵盖古今中外，从《申报》的影印合订本到法捷耶夫的《毁灭》，包罗万象。

而他的作业，则是要求每个学生每月提交一份不少于一万字的读书报告，并在专门的师门讨论课上进行深度交流。

这报告绝非简单的内容复述，贾老明确要求，必须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与批判性思考，言之无物、拾人牙慧的报告，会被他毫不留情地驳回。

一时间，复旦大学那栋古老的图书馆，成了307宿舍四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个家。

白天没课的时候，四张书桌总是被他们占得满满当当。

走在宿舍的走廊里，常常能听到各个寝室传来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以及因某个学术问题而起的低声讨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厚而纯粹的求知氛围。

这天中午，四人刚从食堂吃完饭回来。

梁永安把饭盒往桌上一放，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哀嚎起来：“不行了，不行了！这才开学几周，我就感觉头发都掉了不少。

一本《英国文学史》还没啃完，贾老的书单上还有三本等着我，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年纪最长的孙乃修正戴着老花镜，一丝不苟地擦拭着桌面，闻言推了推眼镜，沉稳地说道：“治学如登山，岂能一蹴而就？梁老弟，你就是性子急了点。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

“我倒是也想慢慢来，”未来的系主任陈思和靠在床架上，手里晃着一本加缪的《局外人》，眼神里带着几分思辨的笑意。

“可时代不等人啊。我觉得贾老让我们大量阅读，不只是为了打基础，更是想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方向。

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太久，现在有机会了，就得加倍地追回来。”

陆泽正在整理自己的笔记，听到这话，笑着抬起头：“陈师兄说得对。不过梁师兄的苦恼我也理解，咱们的作业确实是‘甜蜜的负担’。”

对于已经习惯了后世信息轰炸和高效学习方法的陆泽而言，这种沉浸式的学术环境让他如鱼得水。

那八千字的英语翻译任务，对他来说并非难事，这让他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专业经典的研读之中，并有余力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但对室友们而言，这确实是不小的挑战。

又是一个夜晚，宿舍里只亮着一盏台灯。

孙乃修伏在桌前，眉头紧锁，面前摊着一本巨大的《英汉大词典》和一篇外文文献的复印件，他正为了一个关于“叙事视角”的专业术语“focalization”的精确翻译而苦恼。

词典上只有简单的“聚焦”之意，放在文学评论的语境里，显得生硬而词不达意。

他反复琢磨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得其解，忍不住低声叹了口气。

睡在上铺的陆泽翻了个身，轻声问道：“孙师兄，遇到难题了？”

“是啊，陆泽。”孙乃修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指着那个单词，“这个词，我总觉得翻译成‘聚焦’不对味，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

陆泽从上铺探出头来，看了一眼那个词，略一思索便道：“孙师兄，这个词是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提出的概念。

我觉得，或许可以结合上下文，把它翻译成‘视角化’或者‘视点化’？

它强调的不仅仅是‘看’这个动作，更是强调叙事信息被某个特定视角的‘过滤’和‘建构’。您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