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上写下“上海,1936,荣祥绸缎庄”这几个字后,陆泽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
那是一个风华绝代与血雨腥风并存的上海,一个十里洋场与里弄平民交织的魔都。
无数的灵感碎片,如同夜空中的繁星,在他脑海里闪烁、碰撞,渐渐汇聚成一条璀璨的银河。
他花了一周的时间,趁着备考的间隙,将这些零散的思绪梳理成一份初步的大纲。
故事的主角,他设定为荣祥绸缎庄的少东家,一个接受过新式教育,却不得不扛起家族传统产业重担的年轻人。
他将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巨大压力:外部,是洋布洋行和新兴纺织工业,甚至是全面战争的猛烈冲击;
内部,是父辈保守僵化的经营理念和家族成员的勾心斗角;
内心,则是他个人理想与家族责任、新潮爱情观与旧式媒妁之言的剧烈冲突。
陆泽希望通过这个人物的奋斗、挣扎与抉择,描绘出那个时代民族工商业者在夹缝中求生存、图自强的艰难图景,同时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动荡与变迁。
然而,当他试图将大纲细化,开始构建具体的故事情节时,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知识的匮乏。
他脑海中的上海,更多是后世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构建出的一个模糊的、充满戏剧性的概念化城市。
但要将它真实地落于笔下,他需要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1936年的上海,物价是什么水平?一根金条能换多少大洋?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具体界限在哪里?不同阶层的人们,他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有着怎样具体的差异?
更核心的是,作为故事主体的“绸缎庄”,这种传统民族企业的真实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它们的进货渠道、销售模式、内部管理、行业规矩,乃至与洋行、政府、帮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都不是仅凭想象就能捏造的。
陆泽意识到,他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还停留在“知道”的层面,远远未达到“理解”和“复现”的深度。
他所构思的这个故事,其根基必须牢牢扎在坚实的史料之上。
任何一处细节的失真,都可能导致整个故事大厦的崩塌。
“看来,这部小说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陆泽合上笔记本,眼中没有丝毫气馁,反而多了一份沉静。
他很清楚,一部能够传世的作品,绝非一蹴而就的灵感迸发,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深入的调查。
《子夜》的诞生,离不开茅盾先生对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刻洞察;《长恨歌》的韵味,也源于王安忆女士对SH市民生活肌理的精准把握。
急不得。他决定将创作的冲动暂时压下,转而进入一个更为漫长和扎实的“奠基”阶段——搜集资料,研究历史。
这个决定也让他能够更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眼下的头等大事——备战研究生考试。
阁楼里的生活,再次恢复了那种简单而专注的节奏。
白天,他系统地梳理文学史、文艺理论,为六月的考试做最后的冲刺;晚上,灯光下,他则翻阅从图书馆借来或是在旧书市场淘到的各种史料。
《上海研究资料》、《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这些枯燥的文献,在陆泽眼中,却是一个个等待被发掘的宝藏。
他像一个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拂去历史的尘埃,试图从泛黄的纸页中,还原出那个时代真实的脉络与呼吸。
他将有用的信息分门别类地抄录在不同的笔记本上:一本记录宏观的经济数据和历史事件,一本描摹社会风貌和市民生活细节,还有一本专门用来收集关于纺织、印染、绸缎行业的专有名词和经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