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上海，初夏。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杂着煤烟与栀子花香的复杂气味，这是沪上弄堂独有的味道。

陆泽在一张吱嘎作响的硬板床上睁开了眼睛。

视线先是模糊，随即慢慢聚焦。映入眼帘的，是斑驳泛黄的墙壁，墙上贴着一张《大众电影》的旧画报，封面是样板戏《杜鹃山》里的柯湘。

一条拉绳开关的白炽灯泡从天花板垂下，细长的电线上落着一层薄薄的油灰。

这不是他那间堆满中外文献、散发着书卷霉味的高校单身宿舍。

一股不属于自己的记忆碎片，如同决堤的洪水，猛然冲进他的脑海。

头痛欲裂。

他叫陆泽，十九岁，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纺织工人。

因为长年三班倒和车间里飞扬的棉絮，患上了肺病，久咳不愈，刚刚办了“病退”手续。

父母早亡，只有一个已经出嫁、但时常回来照应他的姐姐。

这间位于二楼亭子间的小屋，就是他的全部天地。

陆泽猛地坐起身，环顾四周。

老旧的五斗橱，上面摆着一个带红双喜字样的搪瓷茶盘；窗台上一盆半死不活的文竹；门后挂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一切都陌生而又真实。

他下意识地摸向床头，那里本该是他睡前放着《西方美学史》的地方，如今却只有一本翻得卷了角的《实用电工手册》。

“我……穿越了？”

这个荒诞的念头一冒出来，便再也压不下去。

陆泽，二十一世纪某“双非”高校的青年讲师，一个在比较文学领域小有才华、却因不善钻营而终身困于讲师职称的失意文人。

他记得自己是在一个雨夜，为了抢救一份被风吹散的论文手稿，失足从图书馆的露天楼梯上摔了下去。

最后的记忆，是冰冷的雨水和纸张上迅速晕开的墨迹。

现在，他成了1980年一个因病在家休养的上海工人陆泽。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是一双属于年轻人的手，指节分明，但掌心却布满了长期劳作留下的薄茧。

他试着咳嗽了一声，胸腔立刻传来一阵熟悉的、沉闷的刺痛感，伴随着压抑不住的咳喘。

这具身体，确实很糟糕。

“笃、笃、笃。”

房门被轻轻敲响，一个温柔又带着忧虑的女声从门外传来：“阿泽，侬醒了伐？粥熬好了，趁热吃点。”

是姐姐陆芸的声音。

陆泽定了定神，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尚有些生涩的上海口音应道：“醒了，阿姐。”

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碎花衬衫、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年轻女人端着一个粗瓷碗走了进来。

她眉眼清秀，只是眼角眉梢藏不住对未来的愁绪。看到陆泽脸色苍白地坐在床上，她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脸噶白，是不是又不舒服了？跟你讲了多少遍了，不要老是看书，身体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