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朝景翰九年，在江南发生的各种聚义起事，乃至于随后攻下杭州、危及嘉兴的永乐之患，震动了整个天南大地。要说这一场起义撼动了整个武朝的国家根基或许有些言过其词，但因这场起义而来，确实在某些关键的地方起到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连锁反应，这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导致最后整个武朝覆灭，到底是主因还是副因，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充分不必要条件又或是必要不充分条件，成为后世史学家时常研究的一个话题。

这些东西，其实在当时，也是有人做出了考虑的，但身在局中，并没有人考虑得那样长远。方七佛定下拖延童贯大军北上的时间，到最后求拖垮武朝的容忍底线，取一线生机的战略，便是看清楚了武朝此时南北尴尬的局面，但最后能做到什么程度，当时的方七佛，恐怕也是看不清楚的。

至少义军起兵之初，仿佛籍天下大势汹涌席卷，特别是在杭州这样的大城都被攻下之后，真给人一种承天命而来，武朝已然积弱垂危的感觉。然而当武朝真的正视起这一场叛乱，要在平辽之战前全力剿灭时，那时所感受到的，才是真正面对武朝的正面压力，一个两百年积累的国家真的反扑过来，能不能挺过去，无论方腊、方七佛，都只是怀着侥幸的心理在作战而已。

而在汴京这个权贵聚集的政治中心，对于方腊之祸，也没有真的将它当成是一场可能覆国的大危机。即便在秦嗣源、李纲甚至景翰帝周喆这些人的眼中，也没有真正将方腊的造反当做一场灭顶的危机，只是他占领杭州，已然干扰到这个国家最为富庶的一片区域，众多富绅权贵的利益都遭到损害的情况下，不得不首先令童贯剿平此患。当然，后来花的时间，其实也是有些久的。

最大的麻烦和机遇，自然还是在辽国。在众多人眼中看来，其实机遇还是大于麻烦。正要北上进军，童贯却南下了，燕云十六州就像是一块摆在眼前的肥肉，却因为喉中的一块小梗而吃不下去，这是何其令人焦急的一件事。此时的众人还不能看见这块肥肉吃不下反可能引发的坏事。顶多，燕云十六州收不回来，自己国家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很多人在此时遇上的阻碍面前，都不免是这样想的。

只有少部分人，隐约的感到了由此而来的头皮发麻。李纲自然是其中之一，但即便是秦嗣源，虽然有想过这一次事行不畅可能带来的隐患，但也并没有将之作为完全正式的危机来思考。毕竟，未来真是太远了，看不见也摸不着。

这一场北伐因为束手束脚，无法施展开来，李纲的焦虑、秦嗣源的焦虑、皇帝的焦虑、百官的焦虑都混杂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在多如蛛网的利益牵扯中杀出一条血路，推动北伐的进展，秦嗣源这些人，真的是极其有力的，可惜他们也没想到，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国家本身，会无力到这种程度。

十余万人对上辽国万余军队，打败了，王禀与杨可世也已经察觉出了不妙，再度收拢溃兵，重整旗鼓，然而此后竟是连战连败，士兵已破胆，畏辽人如虎，稍有激烈战斗，逃跑的比留下的多，而仅仅是一些百人以下的小规模战斗，反倒偶尔能取得胜利，作为捷报传回汴京。但秦嗣源等人是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系统的，大局上的溃散，这样的军心素质，令得秦嗣源等人也傻了眼了。

像是一个拳手，他坚持梦想、拼命努力、排除万难上了拳台，自信满满地挥出第一拳，才发现他拳头的力量比五岁的小孩子都不如。这样子要争什么，都成一句空话了。

当然，谁都知道，人与人之间，其实差不了那么多，百人以下小型交战的胜绩就能表明这一点，有血姓的人还是有的。可是当范围扩大到整个北伐军队里，一旦一处出问题，恐惧就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所有人都在想“反正是打不赢的，我就算再拼命大家不拼也是个死”，整支军队就被裹挟着一败涂地了。

什么样的氛围，出什么样的一批人。在秦嗣源近乎徒劳地想要弭平北伐军中的各种勾心斗角的时候，他其实也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路。此时此刻，北上的使者以及原本安排好的一些人物正在不断接触辽国境内的“怨军”统率郭药师，试图对他作出招安，郭药师本是汉人，原本见辽国局势变化，是很有想法投靠回来的，但王禀杨可世的败绩暂时地延长了他的考虑时间。

虽然后来证明，秦嗣源所下下去的每一招都是狠棋，只可惜，周围的阻力真是太大了。虽然理论上来说要求一个好棋手可以考虑到周围的一切，但这类的阻力已经非常理可计。无论李纲、秦嗣源还是朝堂上的名臣宿老，研究儒家数十年，最终也只能被这由儒家基础而成的巨大蜘蛛网粘在其中，有时候彼此使力只是成了互相的阻力。这些棋子每一招都是在适当的时候以超前的眼光下下去的，然而当它们到位时，却完全都已经滞后了……在期待王禀杨可世的大胜、期待郭药师这类人的投诚这些事情以外，能够期待的，就只有南方战局的破冰。也就是在这样的拖延当中，有一些东西，在所有人都没有察